权，笔者认为应当遵循严格的限制条件，给予当事人自由选择承诺的权利，并使用生命权承诺立法来赋予行为的正当性，以更好地体现刑法的人道主义和谦抑功能。对于一个身患晚期绝症、已经回生无术的病人来说，死亡是必然的，采用大量药物和其它抢救措施，只能暂时延缓死亡的时间。这种延缓不仅仅是已无任何意义，而且相反，延长的则是病人的痛苦，是医务人员和病人家属负担的加重。面对这种情况的病人，“安乐死”则是一种必要的选择，它可以减少挽救的危重病的痛苦，减少医务人员和家属？的负担。此时对患者实施“安乐死”的目的，不是结束正常的生命，只是使正在进行的死亡过程的加快。这种死亡不是死者不幸，而恰恰是死者和亲人的一种解脱。因此，这种行为非但没有危害社会，恰恰相反，而是为社会减轻了负担，有益于社会，也是人类的伦理道德上的进步。所以，应该说，“安乐死”行为是一种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四、从“自由”看安乐死的正当性

法律对自由的限制并不是随意的，而应当有一定的原则，法律对自由的限制必须是合理，要找到合理的限制界限，这样的法律才配得上叫做“良法”。我国法学界所提出的对自由的法律限制原则主要有四项，一般认为，超出了这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不合理的限制：一是法律给予社会生活条件的制约而限制自由。二是法律为了社会及他人的利益而限制自由。三是法律为了行为人自身利益而限制自由。四，法律为了各项自由的协调而限制自由。根据以上四项原则，“安乐死”是患者自身的一个决定并不受限于社会生活条件，更不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再者，对于绝症患者本身，其自身的利益处于负增长的状态，个体主观的保护期望值趋于零。
“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个别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其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因而，笔者以为“安乐死”法理上并未违反法律的基本原理，禁止“安乐死”反而是对人的自由的一种干涉。如果法律允许病人要求安乐死，则意味着法律保护了病人行使死亡的权利的自由意志，保护了病人生命质量的要求；相反，如果法律禁止病人申请安乐死，则虽然表面上是保护了病人的生存权利，实质上却侵害了病人的个人尊严，剥夺了病人要求高质量生命的权利。
笔者认为生命权应包括死亡权。如果说生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那么死也应该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一个人既享有以生理活动能力的完全为内容的人身权，亦应享有以合适的方式终止自己生命的权利。在道德层面，个人认为在个体清醒清楚自己的选择的前提下，死亡也是一种“天赋的权利”。卢梭在论证社会契约论的时候，曾经详细论证过个人的自由意志。如果人必须要组成社会，必须要服从公共法律，那么人的意志怎么会是自由的呢？而卢梭说，正是因为人主动的选择服从法律，主动的把自己限制在社会契约中，才恰恰体现了人的自由意志.因为无论客观环境看上去是多么深刻的限制着人，这种意志的表达却反而证明了意志是自由的。同样延伸开来，对于死亡的选择不也正是自由意志的一种表现吗？死亡作为或许是最极端的一种自由选择，也是人的意志中的一种；而这种意志如果是在谨慎的思考之下作出的，就是值得尊重的。说到底，正如密尔曾经论证过，有且仅有每个人自己才是自己人生价值最好的判断者。如果生被一些人认为是最好的选择，那么死为什么不能呢？

五、对安乐死的限制

“安乐死”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的许多方面，也牵连着社会、家庭、医院等诸多关系，不可草率为之。法律在确定“安乐死”行为阻止违法的同时，应对其实施的条件和程序作出相应的规定，以防那些“枉法医生”、“不孝子孙”、“图财害命”者以及各种以“安乐死”为掩盖而实现不可告人之目的的人有机可乘，因此，为了防止滥用，笔者认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
保证承诺人进行安乐死承诺前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对安乐死的意义、性质以及后果都有明确的认识。
跟患者签署同意书，并要求其家属同意。
执行安乐死，对安乐死的承诺人实行登记。
安乐死要求由专业医护人员进行，并现场需要有病人家属及见证人在场。
病人患有现代医学的知识技术无法治疗的疾病，并有即将死亡的证据。
安乐死或明或暗地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多万人是在极度痛苦（如癌症晚期的剧烈疼痛）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死亡者中又有相当多的人曾要求过安乐死，但因无法律根据和保护而被拒绝，因此他们也只能‘含痛死去’。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悄悄地选择安乐死而结束生命的，参与者一般是亲人和可信赖的医生。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也是生活提出的要求，人们需要安乐死。”对安乐死，即使司法机关能够对有关当事人网开一面，也难以摆脱违法性的纠缠；即使面临违法风险，安乐死也必然会像一首歌词所表达的那样“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因此，对安乐死，与其让它犹抱琵琶半遮面，还不如认真加以研究，痛痛快快地将其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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