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帮助。辩护人从案件一开始便能向犯罪嫌疑人全面了解案件情况，掌握整个案件动态，进而能为日后法院庭审的控辩对抗做好充分准备，这实际上是大大增强了辩护人的辩护力量，同时也相应增加了检察机关的控诉难度。

第二，辩护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旧的刑诉法笼统规定侦查阶段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因为旧的刑诉法是规定“可以会见”，这就意味着有“不可以的情况”，从而造成了实践中律师会见难的问题。而新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新刑诉法规定了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此规定具体、明确、硬性。至此，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得到了最大的保障。
第三，辩护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不被监听，使辩护人及犯罪嫌疑人的相互沟通权利得到最大化保障。旧的刑诉法则是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这往往导致实践中，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往往被侦查人员在旁监听，此情形一方面使犯罪嫌疑人摄于侦查人员在场而无法向律师咨询有罪无罪、罪轻罪重、证据是否充分等敏感问题，另一方面也使律师因为考虑到配合侦查部门的需要，无法按照自己的方式与犯罪嫌疑人沟通。
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使得自侦部门的侦查工作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还要直接面对律师。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的侦查难度便会大大增加。首先，对犯罪嫌疑人讯问初期，是办案机关突破案件的最佳时机，辩护律师在侦查开始的第一时间就能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从心理学上分析，势必打破原先密闭的侦查审讯空间，给在押犯罪嫌疑人以暂时的安全感，缓解了审讯的压力，进而增大了其侥幸心理，增强了其对抗意志。其次，律师对犯罪嫌疑人提供的法律咨询和帮助，可以使犯罪嫌疑人充分运用沉默权，对一切有关犯罪的问题拒绝回答，或者避重就轻，只交代自己最轻的或者与犯罪无关的问题，以逃避法律制裁。再者，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不被监听，此种情况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权益，但也相应增加了犯罪嫌疑人翻供的风险。因为侦查部门对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的谈话进行监听，会对犯罪嫌疑人形成震慑，使其不敢随便翻案。而律师会见不被监听，犯罪嫌疑人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以为找到了辩护律师这个“保护神”，是很容易推翻以前向侦查部门所作有罪供述的。如果出现个别律师不自律，诱导犯罪嫌疑人隐匿罪证或作虚假供述的情况，那对侦查部门来说，增加的侦查难度就更大了。综上所述，辩护律师的提前介入，客观上对自侦部门查办案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在侦查阶段就要把案子做到真正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样才能做到有效控诉。
（二）证据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促进反贪侦查模式的转变
证据制度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另一大突破。新刑诉法大幅完善了证据规定，由原来的8条增加到16条，数量翻了一倍；增加了证据种类，明确了举证责任，具体了非法证据排除标准，规定了关键证人强制出庭，加大了证人的保护力度，体现了立法机关对证据问题的高度关注，必将对进一步提高刑事案件质量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从1979年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到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都致力于遏制刑讯逼供现象。经过这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国遏制刑讯逼供的法律机制更加完善。？新刑诉法对证据制度的完善，主要集中在以下二个方面：
第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定。新刑诉法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一个合格有效的证据，应该有三性，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三性缺一不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针对证据的合法性制定的，突出强调证据的收集方法要合法、收集程序要合法，否则将予以排除。
第二，规定了更严格的审讯同步录音录像，从程序上进一步避免非法证据甚至刑讯逼供的发生，解决了侦查监督不力问题的问题，但对侦查人员的审讯活动、执法理念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刑诉法规定，职务犯罪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要求自侦部门工作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严格按照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告知其权利义务。全程录音录像要求侦查人员严格讯问方式方法以及讯问措辞，不能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供述及证人证言。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带来的第一个成效是：客观记录和再现了讯问的全部过程，加强了对办案人员讯问活动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的执法观念发生了深刻转变，规范执法、人权保障意识明显增强，依法文明办案的自觉性明显提高。第二个成效是：加强了对办案人员讯问活动的监督，切实保障了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有效防止了采用违法违规手段甚至刑讯逼供的方法讯问。第三个成效是：推动反贪部门积极调整转变侦查思维和办案模式，加强对侦查谋略的研究与运用，提升队伍素质和侦查水平，办案质量不断提高。第四个成效是：通过客观、全面记录办案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场景和过程，有效证明讯问活动及所获取证据的合法性，防止犯罪嫌疑人以办案人员刑讯逼供为由进行翻供，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同时也有助于澄清事实、分清是非，防止恶意投诉、借机生事，保护办案人员免受诬陷。
在传统“重口供、重实体、轻程序”侦查理念的支配下，部分自侦办案人员习惯于采取“由供到证”的办案方法，把突破案件的期望寄于“突破口供”的“十二小时”上，并力求在立案后利用强制措施取得的时间优势求得新的进展。侦查过程中，部分办案人员程序意识淡薄，过度关注实体内容而忽视办案的程序要求，影响了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甚至最终被认定为非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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