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包括已达婚龄的男女缔婚和成立家庭的权利、缔婚的自由、缔婚双方平等的权利和责任；对于儿童享有的权利，b公约规定，儿童不因身份受到歧视、出生后立即加以登记并享有名字的权利以及儿童取得国籍的权利。可见，b公约保护的是婚姻、家庭中最为根本的自由，国家公权力不予干涉即可实现，如已达婚龄的男女成立家庭的权利；而a公约所保护的权利在一定程度需依靠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发展，如产前产后的母亲带薪休假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两公约均对缔婚自由作出规定，体现了这一权利的两种属性，自由权意义上的缔婚自由不需要国家帮助即可实现，仅要求国家公权力不予干涉，如不得制定限制种族通婚的法律或政策；社会权上的缔婚自由要求国家积极作为予以实现，如制定法律保障缔婚自由的实现，例如婚姻登记时需双方到场以确认双方意志自由同意缔结婚姻。
综上，两公约中权利内容的差异体现了两类权利不同的价值属性与国家义务。自由权体现了自由价值，要求国家承担消极不作为义务；社会权体现平等价值，要求国家承担积极作为义务。结合两公约序言中的规定，不论是自由权还是社会权均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保障人类享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其中自由权的实现将使人免于自由遭受侵害的恐惧，而社会权则是一种免于匮乏的自由。

三、两公约国家义务的差异

在国家义务方面，根据a公约在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社会权的实现需国家承担积极作为义务，在考虑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尽最大能力保障权利的充分实现，尤其是立法机关应承担立法作为义务。根据a公约，各国采取“步骤”，“逐渐达到”权利的充分实现，表示社会权的实现需要循序渐进地推进，而非一蹴而就。在实质条款部分，a公约也规定缔约国应采取适当步骤对各项具体权利予以保障，甚至对充分实现权利所需的步骤予以列举，如公约第六条规定为实现工作权而采取的步骤包括技术指导和职业训练，稳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与充分的生产就业计划、政策和技术。根据b公约第二条的规定，自由权的实现首先要求国家承担尊重义务，即不干涉个人的自由。其次，国家还需承担保护义务。对各缔约国而言，自由权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具有客观价值属性，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国家各机关均负有贯彻宪法价值、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因此各机关应在自身职责范围内保证自由权的实现。具体而言，立法机关应制定法律，完善制度与程序，行政机关制定细则执行法律，司法机关在审理普通案件中对法律作合宪性解释，保证基本权利得到有效救济。
此外，a公约在国家义务上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出了区分，而b公约没有这一规定。在社会权的国家义务上，a公约不要求各缔约国采取同一标准，而是允许依各国国情“个别”地实现权利，即承认不同国家可采不同的标准，该标准要求各国“尽最大能力”，考虑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与追求目标上的差异。例如，a公约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发展中国家对非本国国民的经济权利可予以不同程度的保护，但未规定发达国家适用该条款，因而发达国家不得以人权及民族经济为由对非本国国民享有的社会权给予低程度的保护。

四、两公约中权利救济的差异

根据b公约第二条第三款，公约规定的救济义务要求当任何公民在其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遭受侵犯时，能够获得国家的有效救济，且此种救济是法律规定的适格机关基于法律所实施的救济。权利救济与程序性权利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权利遭受侵害时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必然要求司法诉讼的公正性。程序性权利是保证司法正义，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权利类型。b公约对许多程序性权利进行了规定，例如获得公开审讯的权利、告知被控告原因的权利、辩护权、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与证人对质的权利等等。与b公约明确要求缔约各国承担救济义务并规定程序性权利不同，a公约并未要求国家负有救济义务，且未对程序性权利予以规定，体现了两类权利在救济上的差异。
权利救济上的差异是两类权利最为显著的差别之一。传统理论认为，基本权利既是一种宪法上的客观价值，也是一种主观权利，即当该权利遭受侵害时，可诉诸法庭寻求救济，从而保证权利的实现。自由权能够满足上述要求，而社会权的实现不得诉诸法庭要求国家予以强制给付，因而它被认为只是一种福利，而非权利。现今，由于社会权的重要价值日益显现，保证社会权的实现成为大势所趋。在一些区域性人权法院和一些国家法院的努力下，社会权中的一部分逐渐被纳入司法救济机制中，部分地获得了司法保障，打破了社会权不能进入诉讼、不是司法上的可诉权利的制度禁区。司法实践中，法院常通过扩展自由权的内涵将社会权纳入司法保护。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社会权的救济制度存在许多难题，社会权的实现程度难以划定明确统一的标准，过度保护还将为国家施加过重的负担，因而各国对社会权的司法救济较为有限。美国参议院虽然于1992年批准了a公约，但参议院声明，“公约1—26条文规定不可自动生效”，其目的是“阐明协约不会在美国法院成为原告的起诉理由”。因而该公约在美国法院不会自动生效，国会也未制定针对公约实施的立法，且未批准私自行动权。尽管这类权利中的某些和一部分已经通过司法判决形成了事实上的保护，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曾经承诺公民“免于匮乏的自由”的保护和实现，但这类权利在美国并没有获得宪法地位，它们不属于宪法权利，社会权并没有成为要求强制给付的国家义务。

五、两公约中权利限制的差异

在权利限制的规定上，a公约将其表述为“限制（limitation）”，b公约采用“克减（derogation）”一词。对比两种表述，前者在语义上是中性的，后者则为贬义，表明了对权利限制之否定评价，即将其看作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损害行为。表述用词上的差异表明了对两类权利限制时的不同态度，即较之于社会权，对自由权的限制应持更为审慎的态度。对比两公约，b公约对权利限制的规定更为严格。根据a公约的规定，对社会权的限制基于促进民主社会中总的福利；对权利的限制不得与权利本身的性质相违背，且仅能由法律作出。b公约规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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