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05年作为一个临界点，我国服务业开始进入深度开放的后过渡期。从2005年开始，一些敏感的行业将实行开放：在商业、通讯、建筑、分销、教育、环境、金融、旅游和运输共9个大部门、约90多个分部门做出了开放承诺。
与前过渡期相比，后过渡期的最突出特征就是：主要的一些敏感领域结束保护，市场开放的压力增加。按照承诺，在后过渡期的市场开放力度和范围将明显超过前三年。
商务部wto事务有关负责人认为,目前阻止中国进行国际竞争的瓶颈有四个：无核心技术、面临能源和资源供应困难、现有投融资体制使企业难以获得投资以及政府管理和服务严重滞后。
反思入世三年来企业国内经营环境的变化和决定因素，对企业在入世后过渡期中竞争发展有值得重视的借鉴意义。
政府力量
加入世贸组织所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对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挑战。
新一届政府的领导集体上任后，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关注弱势群体”等重要方针。把握中央政府的真正意图和分寸是考验企业领导人能力的最重要指标，而千千万万个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基本构件和骨架，这也是何以中国经济体系的运作高度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发展观的根本原因。
政府对经济巨大影响莫过于持续一年有余的宏观调控政策。有专家分析，此次的宏观调控之突然、力度之大、争议之多应当是空前的。客观地看，土地资源、金融资源和立项审批资源几乎是目前中央政府手中最后的王牌，在中国的各种需求要素如消费能力、市场容量、产业升级等正在迅速走向市场化配置，而与此同时最重要的供给要素如金融、土地资源和审批制度等仍然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中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要素需求与要素供给之间巨大的冲突，两者公开的或私下的博弈将形成经济增长中最大的制度成本。LocALHOST在“铁本事件”、“德隆崩盘”、“中银重组”和一系列体现中央政府强制手段效力的措施中，体现扶植国企集团、辅助本土企业和支持科技实业的新经济政策将在一段时间内取代多年来推动民营企业、大力吸收外资和倚重金融运作的强势群体政策。
而2004年年末对温州“炒煤团”封杀更是体现着政府意志。据媒体报道，近几年山西省内地方矿60%、乡镇矿80%均由温商承包。目前，由温商承包煤矿的产煤量占山西省总产量的五分之一，也就是全国煤炭产量的二十分之一。山西煤炭业已成就了一批富豪。开奔驰、宝马豪华汽车，四处购买房产，养*，奢华消费，成为煤炭富豪们的生活常态。由于煤炭行业的高风险，他们大多缺少长期创业思想，捞够就走，据称，每年百亿资金流向京津沪，他们在北京，甚至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外高档住宅小区购房。
很显然，无论从科学发展观，还是以人为本，或者是能源合理开发，温州“炒煤团”都很难逃得过政策的打压。对于企业而言，投资并不能死死盯着所谓的回报率，看好政策风向才是头等大事。
行业冲击
入世之前最离谱的预测是汽车业会受到灾难性打击，但是三年的实践表明，中国汽车产业不仅出现国内产销两旺的现象，进口汽车和进口汽车的销售也很旺盛。造成预测偏差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我们可能低估了汽车行业入市前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我们也低估了汽车业对外开放所可能带来的利益。
但我们有一点不能忽视，中国汽车企业几乎完全成了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与此同时，我们在制造业的很多领域几乎都落入了汽车业一样的境遇。
入世之后，有关中国是不是“世界工厂”或是否可能成为“世界工厂”等在经济界引起了最多的争执。
在国际上，一方面，wto后跨国公司普遍视中国为财富重镇，鱼贯而入者如过江之鲫，勾画出一幅中国将加速成为“世界工厂”的红红火火画面；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的经济版——“中国制造业威胁论”新鲜出炉且被西方媒体爆炒，与“中国崩溃论”一起顽强地用口水阻碍着机器向中国的输入。
在国内，一方面，有人高声欢呼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视之为几千年中华文明嬗变的吉兆；另一方面，也有人将中国做“世界工厂”看作是中国沦为世界低科技产品制造基地以及粗糙产品的仓库，并为中国人将沦为世界的“蓝领”悲哀不已。
国资委研究中心的赵晓博士认为，比较清楚的一点是，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目前主要只是在某些制造业产品特别是非科技创新类产品上具有优势。例如，钢、煤、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摩托车、水泥等产品中，“中国制造”均已占世界市场占有额的第一名。但即使在这些产品方面，中国厂商也更多地处于组装和制造环节，普遍未掌握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技术主要依赖进口。例如，中国的格兰仕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商，但关键件磁控管仍然依赖进口；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但高性能柜机仍要采用美国谷轮公司的涡旋压缩机，而变频空调统统要依赖日本技术。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存在着供应链管理方式较落后，跨国经营能力差等问题。
有人戏言，与其说中国是制造中心，不如说是装配中心。但不可否认规模将决定一切，庞大的中国市场的崛起将加速中国从装配中心、搬运经济向真正的制造中心的转化过程。
竞争在管理
当中国进入wto六年市场开放进程过半的时候，一些有远见的中国公司高级管理层开始逐步转移其关注焦点，改变商业战略。来自德勤的调查显示：中国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日益意识到运用新的战略性工具的必要性。公司治理、品牌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受访中国企业最为关注的三件头等大事。知识产权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是，它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的主要增长点，而中国今后将成为知识产权的主要利益主体，因此，建立监管架构、培育保护知识产权的文化对于中国而言至关重要。
而来自中国企业联合会的调查显示：多数企业重视管理，已认识到管理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在样本企业中，有74.61%的企业认为管理与技术同等重要，认为管理比技术重要的企业比认为技术比管理重要的企业多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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