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会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教授主持，主讲人包括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杜鹰、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刘鹤、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以及中心教授宋国青、赵耀辉。与会者探讨了下世纪我国农村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西部开发、十五计划等问题。摘要如下。
杜鹰首先发言。他就农产品供求、农民就业与农民收入三个农村最困难的问题，介绍了当前的农村情况，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国的农产品供求，现处在一种阶段性过剩的状况之中。同过去农产品短缺的情况相比，现在农产品过剩，导致每年财政为此有大量补贴。农产品过剩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供给与需求两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变化。供给方面，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自90年代以来稳定地上了一个台阶，已经连续五年粮食丰收，再加上粮食净进口，所以总供给增加了。与此同时，95年以来国民经济增速放慢，gdp增速比90年代初下降了3－4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从而抑制了对农产品的需求。这一阶段的粮食相对过剩，同84年和90年代初的相对过剩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农产品普遍卖难，不仅是粮食，几乎所有农产品阶格都在下降；二是持续时间相当长，粮价到现在已持续五十多月走低。但是，从中长期看，中国的粮食供求关系仍将偏紧。因为中国的土地资源毕竟太稀缺了。我们现在利用粮食过剩，可以进行结构性调整。比如，应对wto，沿海地区可以少种些粮食，多发展一些高附加值的供出口的农产品；而西部，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可利用粮食过剩这一机遇实行“一退三还”，即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农民问题是农村最朴素，也最难解的问题。lOcaLhOST农村现有劳动力3亿9千万，其中农业劳动力约3亿5千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从农业领域转移出了一亿劳动力。值得注意的是，从92年开始，一直到97年，在中国的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不仅就业比重下降，而且就业绝对额也开始下降。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且农业劳动力进入双下降阶段，便意味着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业转移的速度将大大加快。可惜的是，这一趋势在98年出现了逆转。经过分析与判断，这一双下降的趋势在“十五”期间会有所反弹，十五期间就业矛盾将比九五还要严重，不仅是因为劳动力供给将出现高峰，更是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会不足。一个事实是，近两年来，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数是负增长，这一负增长的趋势很可能会持续到“十五”。
但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是，到2007年后，城市劳动力将出现持续的负增长，而十一五期间，农村劳动力供给将从每年800多万减少到300万，所以，十五之后，将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黄金时期。简言之，自92年以来第一产业劳动力份额双下降的趋势，在十五期间会有所反弹，但“十五”之后，这一趋势将加快。农民收入是观察农村形势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改革开放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平均每年增长8%，但近两年增速放慢，低于城市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因此城乡收入的差距在拉大。农民收入增速减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产品基本的供给格局逆转了，那种农民“增产即增收”的情况已是一去不复返了；二是乡镇企业增速下滑，就业弹性明显下降，使得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放慢。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于非农劳动生产率下降，进而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此外，农村的人均占有生产资料太少，使得就业不足，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后果，便是启动内需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根基。综合以上几点，农村现在的形势并不容乐观，我们应该采取的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要发动一场以城市化打头的城乡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大调整，通过城市化来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来提高农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赵耀辉接着杜鹰有关城市化的话题，就中国农村劳动力结构调整及城镇化进程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她首先分析了城市化的原因。对农产品的需求弹性是小于1的，即收入增加1%，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不到1%，这样，农产品的需求相对要下降。另一个方面，从许多国家的经验来看，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大于非农产业生产率的增长，故农产品供给在相对上升。这样，对农产品需求相对减少，而供给相对上升，农产品价格就必然有一个往下压的趋势。而价格下降必然带来农业收益的下降，使得农业人口与非农人口的收入差距增大。有了这种差距，农业劳动力便会向城镇转移，这也就是城镇化发生的原因。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增加，劳动力必然会不断地转移出农业。这种向非农产业的劳动力转移有两条途径：一是转移进城，二是转移到农村的非农产业。对于前者，我们应该注意一个事实，那便是城市的工资一定要高于农村的工资，否则，就不存在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此外城市也有发展非农产业的一些优势，比如市场优势，交通优势等等。在均衡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任何政府的限制，理论上就有城乡收入差别的现值等于一次性劳动力转移的成本。那么，对第二条途径，在农村地区，农业与非农业收入之间会不会有差别呢?从道理上讲，不应该有差别，因为这种劳动的转移没有明显的成本，这一点在我们最近的一次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前面是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但实际上，在我国却常常存在政府干预的情况。这有两种情况。一是政府禁止移民，并且禁止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上去，这是我国80年代中期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所遵循的政策。这一政策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人为地切断了，结果是农村地区收入过低。二是政府禁止移民，但允许农村地区非农产业发展，亦即我国80年代中期以后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便是乡镇企业大发展，这种情况下也会有比较大的城乡收入差别，比正常情况(无政府干预)下要大，但要比第一种情况小一些。根据前面的理论，收入变化影响到城镇化和劳动力在农村中农业与非农业的分配，我们用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的数据作了一个回归模型(不包含中国)，然后用回归的结果作为平均的情况同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得出如下结果：80年代以前，政府人为地限制人口流动，造成了人为的非正常的收入差距；乡镇企业在83年解禁后有非常大的发展，主要原因就是有很大的城乡收入的差距，劳动力在农村相对便宜，故在农村设厂有很大的成本优势；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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