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的看法相左。村民自治的展开意味着在中国乡村引入现代*制度，自然会引来抵制力量，而抵制的常见办法是通过程序上的违法把农民的选举权利从根本上剥夺掉。只要程序上违法，选举的结果自然是不能产生真正的自治实体，而这个时候也无从谈起在自治实体内部解决选举权利的救济问题。困难还不止这个，目前的情况是，即使有程序合法的选举，也仍然不能产生真正的自治实体，因为绝大部分乡村真正的权威机构是村党支部。我们无法简单地说村党支部就代表国家利益，但它目前的运行状态与村民自治的要求相去甚远则是不用怀疑的，否则我们也不必要推行一个村民自治制度。不用多说也明白，解决这个问题更要靠国家的力量，因为这个制度是在国家权力下强制实行的。
一旦迈入村民自治的门槛（包括在村民自治实体外部建立起诸如选举仲裁法庭这样的机构等等），自治权利的实现方可借助自治实体实现。实际上，选举权利这样的门槛是外部因素决定的，我们的难点也在这里。打个比方，一个人被捆绑住，他要自己做事，首先要松绑，而松绑是由外部决定的。中国农村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松绑问题。要特别注意，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结构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他们有自治的“传统”，而我们的集中控制实行了两千多年，乡村社会的自治传统要弱得多，说我们的皇权不下县并不表明我们的乡村有很高的自治水平。1949年以后，中国渐渐发育了空前的对农民控制的制度，农民受到极其严重的束缚，自治更是无从谈起。于是，松绑成为一个前提，而松绑的要害是改变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关系。如果聪明的*家主动松绑，事情的发展要好一些；如果由农民去自己挣脱束缚，事情要麻烦一些。或许可行的路径在两者之间，目前的现实冲突也表明这一点。
4.乡村民主*发展远未成为一席盛筵
村民自治不是百宝箱。如果把村民自治制度的好处说得过头了，难免让人失望。幸亏村民自治制度还远未落到实处，否则，它目前这个情况展示也实在授人以柄。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比民主制度更好的制度，对村民自治的评价也是这个道理。学者董江爱揭示了她认为的民主的实质性内涵难以取得进展的窘境，并对原因作了分析。
如果真的存在目前村民自治制度所包含的“四个民主”，那幺，民主选举是关键，董江爱指出了这一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董江爱说，“如果没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无论什幺人以何种方式成为村干部，都会由于权力不受制约而以权谋私，损害村民权益。”我怀疑这个判断。如果真的能依照合法的、有效的程序解决民主选举问题，且能处理好“两委关系”，并在选举中有充分的竞争，那幺，权力就会受到明显制约，以权谋私的现象也会大大减少。这是无庸置疑的。
第二，任何社会中直接民主都是一件困难事情，民主往往要借助“代议制”，但这样一来，官僚机构的弊端就总是难免，理想化的民主理念就要遭遇尴尬了。尤其是“民主监督”，在一定的层次上要借助专业化的*家之间的竞争以及制衡关系来实现，一般百姓的直接监督是很难的。所以，也不妨对“四个民主”中的后三个民主不要寄予过高的希望。再说，如果我们对现存权力结构来一个改造，把大量的被公权控制的私权还给农民，同时发育民间机构分流一部分公权，剩下的归于村民委员会的公权就不多了，所谓决策、管理和监督诸项权力也不是太重要了。
5.乡村民主*发展要不要进一步拓展？
村一级的民主*发展已经遇到极大的障碍，难道还要进一步拓展它的发展空间幺？周作翰、张英洪两位学者提供了肯定的意见。向上扩展，要解决乡镇一级的改革问题；横向拓展，要建立农会这样的组织。我赞成他们的意见，因为没有这种拓展，眼下的这点成绩是不能守住的。
我读过两位先生的作品，知道他们对西方民主*的发展实践和理论著述都有精到的了解。如果经过足够时间，中国的民主*可能与世界主要国家没有重要区别，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异议。问题是我们要建造一座“桥”，如果桥造得好，我们就能稳固地到达彼岸。我过去和张英洪在“两委合一”的分歧实际上是桥的问题。中国*党的领导是一个现实，我们何不把党的领导人通过“两票制”或“两委合一”等方式置于农民的选举之下？有了这样一个变化，说不定更积极的变化就接踵而至。
在农会问题上，周、张两位学者与贺雪峰的看法不一致。恐怕我们最终还是需要一种类似农会的组织，这种组织对农民利益的保护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在农村*关系紧张的情况下，高层对组织农会有疑虑，要打消这种忧虑，需要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一种稳妥的提高农民组织程度的办法。从目前的局势看，靠一纸命令下来宣告农会成立有一定的难度。*家所称的对改革的可接受程度，始终是决定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在这方面有事情可做。
读完周、张两位学者的文章，我发现其实他们并不真正主张撤消乡镇政府，只是要改变它的生成方式和运作方式。中国一个乡镇往往有1-5万人，以后随着经济发展，村一级要衰落，乡镇居民点要扩大，农民的公共服务的满足将转移到乡镇一级。所谓政府，不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幺？我们有什幺理由要撤消它呢？
二、中国乡村民主*发展究竟遇到什幺问题
在推进乡村民主*进程中所遇到的真正难题在于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权力过大。公共权力过大必然加剧人们对权力的角逐。基层公共管理机构不仅拥有大量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还拥有土地（农用土地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本来属于私人物品）的控制权。公共权力还渗透到一些私人事务中。但由于过大的公共权力与狭窄的税收来源不对称，使得农民与公务人员之间的关系成为供养与被供养的关系，而不是被服务与服务的关系。基层政府的主要职能蜕化为向农民收取税费。这种背景下，公务人员的荣誉性微乎其微，使村民自治事业一开始就与巨大的利益关系纠缠在一起，旧力量不愿意放权，新力量下决心夺权，增大了*发展转轨的难度。据我了解，农民对当选村长的第一要求是“查帐”，而旧力量最害怕的是翻旧帐。如果公共权力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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