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业 农村 经济形势 政策建议
一、明后两年粮食调控政策应该把握好两点：既要重视切实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也要重视防止粮价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使粮价能够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
2004年粮食总产量预计会达到9100亿斤以上，其中夏粮增产93亿斤，增长4.8%;早稻增产52亿斤,增长8.8%;秋粮增产幅度也较大。粮食增产幅度这么大，与气候因素有直接关系，更得益于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扶持政策。2004年旱涝灾害呈“点状、散发”，未形成大的区域性灾害，总的受灾程度也较轻。1990年以来平均每年旱灾面积为4.12亿亩,2003年为3.73亿亩,2004年为2.18亿亩;1990年以来平均每年涝灾面积为2.25亿亩,2003年为3.05亿亩,2004年为1.16亿亩。2004年中央1号文件和国务院9号文件出台的对粮食生产的支持政策力度之大是多年来不曾有过的。2004年粮食工作中的一条重要经验是，面对粮食价格的全面上涨，决策部门没有人为打压粮价，而是顺应了市场供求规律的要求，理性地对待粮价上涨，主要依靠用经济手段调控粮食供求。这是2004年粮食工作中值得肯定的﹁条重要经验。
目前国内粮食总需求大约在9700多亿斤，每年约增长0.8%，这是各个方面比较接近的看法。只要今后2~3年粮食产量能达到9500亿斤，加上大豆进口和适当进口一部分小麦，完全可以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应当清醒地看到，虽然2004年粮食大幅度增产，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并没有提高，特别是科技对粮食生产的支撑能力并没有增强，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的状况也没有改变，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locALhosT实现粮食总产量恢复到9500亿斤的目标，取决于气候条件是否有利，也取决于对粮食生产的支持政策能不能保持稳定、并不断完善和强化。实现这样的目标虽然有难度，但只要调控政策得当，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次粮食价格上涨以后，能在目前的高价位上维持多久？会不会只维持2~3年的时间？这是当前农民和粮食主产区最为担忧的一个问题。从过去10年的情况看，1993年底至1996年粮价经历了3年的上涨，1997年至2003年又经历了近7年的下跌和持续低迷。目前，主产区粮食价格有较明显的回落。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粮食价格出现一定幅度的波动是难免的，但一定要防止这次粮食价格上涨2~3年后，又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今后2~3年内粮价下跌的可能性要远大于粮价上涨的可能性。如果出现粮价大幅度的回落，整个农业和农村工作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对2005年的粮食政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确保粮食播种面积。这是稳定和增加粮食产量的基本保证。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为14.91亿亩。2004年农业部的估计是15.3亿亩，增长4000万亩。今后2~3年要争取恢复到15.5亿亩。恢复到1998年17亿亩的最高粮食播种面积已不可能。
（二）对粮食生产的各种扶持政策要保持稳定。粮食直接补贴资金规模要适当扩大。2005年总规模可增加至150亿元。农业税的减免力度要进一步加大。建议将安徽、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列入全部免除农业税的试点省。国家重点扶贫县也全部免除农业税。粮食最低收购价最好仅限于稻谷，不宜扩大到其他品种。从国内外的经验看，最低收购价或最低保护价政策虽有必要，但政策成本往往较高，即使采取这项政策，也要把握好力度，最低收购价的水平要合理确定。要集中财力确保对稻谷生产的价格保护。2003年我国稻谷生产水平比1982年的水平（1.62亿吨）还低200万吨。稻谷是我国人民口粮消费的主要品种之一，我国的年需求量在３３００亿~3500亿斤，而全球贸易量只有４００多亿斤，大量进口缺乏可行性。当前粮食供求偏紧，主要表现在稻米供求矛盾较大。稻谷库存消费比由2002年的36%降到2003年的28%。我国1988年、1993年、2003年三次粮价大幅度上涨都是从稻谷涨起的，必须高度重视国内供给的稳定性。
（三）加大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支持力度。农村税费改革前，每年中央加地方的农田水利投资为200亿元左右，其中中央占1/3，而每年农民自筹资金就达200亿元左右。高峰时每年冬春农民投工可达到80亿~100亿个工日，最近几年，农民投工这一块已经大大下降，现在已降到50亿个工日，今后还会继续下降。逐步取消“两工”后，如何保证农田水利建设有稳定的资金渠道，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后，对于直接受益对象是村和该村农户的社区性公共工程（如农田水利和道路修整），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可以允许动员一定数量的义务工。这一块是很难由各级公共财政覆盖的。对于受益对象超出了村界的农村公共工程，必须纳入各级财政的支持范围，不能再重新恢复农村义务工制度，对参与工程建设的农民必须给予合理的报酬。建议大幅度增加中央财政用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投资，主要用于支持粮食主产省份改善生产条件。
（四）建立对粮食主产区的补偿机制。目前的粮食风险基金是中央给一块，地方政府掏一块。粮食调出省将粮食调往粮食主销区时，实际上将粮食风险基金的一部分补给了粮食调入省份，这样就形成了“穷省”补贴“富省”的现象。在过去粮食多时，粮食主产区感到吃亏。这种反常的补贴严重打击了粮食主产地区的生产积极性。粮食安全不仅仅是粮食主产区的事，更是粮食调入省份的事，不能让经济相对落后的粮食主产区来承担这个责任，必须建立产销区粮食利益平衡机制。建议适当降低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中地方财政的自筹比例。可以考虑从经济发达省份根据其粮食调入量或占用的耕地数量，收取补偿金给中央财政，形成粮食安全基金，也可以将土地出让金的一部分归集到中央作为粮食安全基金的来源，中央财政根据粮食调出省份粮食调出的数量给予适当补贴。
（五）粮食进出口政策要与国内粮食政策协调好，防止出现“逆向调节”，并弱化我国进口粮食的“大国效应”。从以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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