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工业化成功的国度在发展过程中，减少农民与减少贫困应该是两条齐头并进的等边线，他们相互依存，共同进退，直至一个工业人口占绝对多数的现代国家的出现。

而在我国的近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的人口总量的确在减少，但是，在某些地区随着这种减少带来的，不是贫困人口的减少，而是贫困人口的增长。

2003年，我国新增贫困人口80万！这是今年7月底到8月初媒体普遍关注的话题。8月11日的《公益时报》再次披露，这是改革20多年来，中国贫困人口首次出现反弹。地方省份按新增贫困人口多少，排名依次为：安徽66万，河南53万,黑龙江43万，陕西37万。

不难看出，新增贫困人口的主要省份，仍然是那些农业大省。除了老大难的淮河流域生存条件恶劣等自然因素，因圈地而造成的人为贫困大约要占据相当的比例。

这几个新增贫困人口的农业大省，同时也是农民失地比较严重的省份。农民的数量不是因为城镇工业化的结果而是因为被剥夺土地而减少，所以导致了新的贫困，也就并不足奇。

失去土地的农民，因为没有得到有计划的安置，所以他们的身份瞬间模糊起来。如今有个比较流行的词汇“边缘化”，此语套在失去土地的农民身上或许有几分合适，但却也有几分不妥，因为在工人失业严重的地方，还有多少无法安居乐业的人 “非边缘化”呢？所以还有个更悠久更深刻的词汇形容他们，曰：盲流。如果抛开词语的歧视成分，释为“盲目流动”，或者还是颇为妥贴。正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土地，所以被迫盲目流动，正是因为这种流动是被迫、盲目的，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不太走运的人成为了新贫困人口中的一员。LoCALHOSt

农民减少而贫困反增——这有悖常理的新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这里减少农民的作法同样有悖常理。一个农业人口总是徘徊在国家总人口80%左右的国家，使大多农民离开土地并非是件坏事，正是大势所趋。因为凡是一个大国要发展，首先必须成为工业强国，不可能总是在农业大国里 “领先”。但是，减少农民必须水到渠成，决不能拔苗助长。尤其当这种拔苗助长成为一种巧取豪夺的借口时，减少农民只会偏出正常轨道。

何谓减少农民的水到渠成？首先必须有科技含量下工农业发展直至实现工业、农业现代化的支撑，这是减少农民的必需硬件；其次还要有城市接纳农民的人文环境营造，这是转化农民的必需软件。目前我们社会一硬一软的这两个“水渠”尚未成形与成熟，被减下来的农民，一则沦为简单的劳力，二则得不到城市的善待，于是这种转变就很有可能变成一种“抛弃”。

出现这种局面，还与我国目前工业发展现状有关。当一个国家的整体工业水平只能在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业停留，整个制造业只是世界发达国家的打工仔，那么减下来的农民除了成为简单而廉价的劳力，又有何所依呢？

在我们这里，接受减下来农民的城市障碍有“暂住”等等这“证”那“证”的限制，但最根本的，是老工业基地城市工业的衰落，城市工人尚且不少待岗，怎么还轮得到农民来做工呢？即使失业工人与减下来的农民都成为小商与服务业者，但这会给一个以工业为本的城市带来真正的就业良机与真实的繁荣吗？

近邻日本的工业化成功经验令我们不得不沉思反省。当初他们有意识有计划地将大量农民培养成为技术工人，一是有蒸蒸日上的工业作衬，二是在政府的引导下，城市对这些农民大开绿灯，使他们很快与这个城市融为一体。在这里，由于工业的飞速发展、经济的景气，所以不存在任何城市工人对减下来农民的排斥，技术工人的竞争取代了失业之虞。日本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可以说正是建立在减少农民正道的基础上的。

以减少农民来减少贫困的正道，不是所谓的圈地城市化，而是实现城镇的工业化。城市化不等于工业化，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盲目流动，也不可能一下子变成安居乐业的技术工人。这是目前横亘在我国经济转进路上的一时难以逾越的山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