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直到1978年，大陆数亿中国农民所拥有的自有财产，包括住房在内，总数还不足800亿元，每个农户平均不足500元。①

但是，由于这种贫困是在“集体经济”的社会条件下存在和发生的，“集体经济”的某些社会功能对它有缓解作用与掩饰作用，它也就难于被局外人清楚地意识出来。至于处身于其中的广大农民（公社社员），则因为“身在庐山中”，已经对贫困视而不见，或者说已经习以为常。不仅如此，在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不断在农村开展的*运动的左右下，尤其是在这些运动中所贯彻执行的“依靠贫下中农”的“阶级路线”的左右下，当时中国大陆广大的农民中甚至被培植产生了这样的观念：贫穷不仅不是什么问题，而且是一种“光荣”，即所谓的“穷光荣”。既然如此，中国大陆农民当时普遍存在的贫困，也就不可能作为一种社会问题被揭示了出来，更不可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当时中国大陆的整个社会情势及城市居民的境况，也确定了这一点：全社会都还未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城市居民虽不像农民那样普遍贫困，但也普遍的不富裕，二者的差别并不很大。

当然，在人民公社时期，对大陆农民的真实状况早有所察觉并挺而为农民说话的人还是有的。但他们的言行，却由于*方面的障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意志主宰一切）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忌讳、甚至拒绝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贫困现象），不仅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和结果，而且还遭到严酷的打击。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因此而受到残酷的*迫害，连彭德怀这样在党和国家中享有很高*地位的人，也未能幸免。这样一来，要使过去大陆农民普遍的贫困现象，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提出来，当时便完全不可能。

把中国大陆农民的贫困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提出来，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虽很快改变了大陆农民普遍贫困的状况，但却从未消除农民中的贫困，而且陷入贫困中的农民数量一直很巨大（如上亿的人口），另方面则是由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环境，已经使任何掩盖农民贫困状况的*企图难以得逞，人们已争得较多独立观察与思考的自由，去关注和研究农民的真实处境。

改革开放之后，大陆农民贫困的一些新的情况和其发生的相关社会背景，也使这种贫困必然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逐渐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这些新情况和其发生的相关社会背景是：

1.农户个体的机遇性贫困取代了原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性和体制性贫困。这后一种贫困，是由公社体制造成和决定的，改革开放消除了这种体制，也就消除了由其直接产生的集体性和体制性贫困。但改革开放并没有、也不可能给中国大陆所有农民造就同样的脱贫致富的机遇和社会条件，而是使其中部分人享有了这样的机遇和条件，另一部分人没能享有这样的机遇和条件。其结果便是，前一种人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脱贫致富了，后一种人则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而继续处于贫困。这样一来，事情便不仅涉及农民贫困本身，而且也涉及广大农民同改革开放的关系。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深入，处于贫困状况的农民们所遭遇的脱贫致富的社会条件迄今不是越来越有利、机遇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不利、机遇越来越少。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切。

2.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或名存实亡，使原来对农民的贫困有一定缓解作用及社会保障作用的社会功能，也一齐消亡。这使许多贫困农户常常无依无靠，其处境比人民公社时期还差。

3.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广大农民的收入虽然大大地增加了，但其社会性支出及负担，也惊人地增加了。如果仅就农民从农业收入中获取的好处与其新增的社会负担相比，后者要超过前者许多倍。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从售粮中增加的年收入，大约比过去增加了将近10倍，而他们为自己的子女上小学、中学而增加的学费支出却增加了几百倍、甚至上千倍。②

改革开放前，农民供养的乡干部，一般每乡不过十来个人，现在却要供养上百或数百人。此外，还要承担数不清的税费。这对广大贫困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由此而常衍生出许多社会事件和悲剧。这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反应。

4.改革开放之后，在我国现有的农业体制及社会条件下，严格意义上的农业（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已越来越成为无利可图的行业，土地则逐渐变成了农民的社会保障。从事种植业种地的农民，其产出与投入之比，常常是负数。而我国大陆的贫困农民，除牧区外，基本上都是被困在种植业中的，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求生糊口的门路。这样一来，他们也常弄得越来越穷困。

5.全社会分化现象的广泛出现和日趋严重，造成了贫富对比的巨大反差，从而使农民的贫困问题更为显眼和突出。现在，中国大陆已出现不少资产以千万和上亿计的富翁。据2003年初《新财富》杂志的披露，他们中的前400人所拥有的资产，已达3000亿人民币。

此数是我国尚较贫困的省份贵州省2001年全省gdp 总数的三倍。③

如果我们假定同一时期大陆贫困农民的年均纯收入是每人1000元，那么，这400人当年所拥有的财富，便相当于3亿贫困农民一年的总收入。实际上我国大陆贫困农民每人的年均纯收入只有几百元，而在贫困集中地区，则一般都不足500元。如此巨大的贫富反差，在还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并宣告共同富裕是其追求的根本目标的中国，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震惊。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些认识：改革开放及其造成的新的社会条件，虽可利于解决大陆农村过去产生的一些旧的社会问题（如农民的普遍贫困），但也可能带出一些新的问题，或使原来的不尖锐、不突出的问题，变得尖锐和突出了。今天我们面对的“三农”问题，便是证明。这说明，我们对任何改革开放措施都不应期望过高，更不能把“改革开放”作为一种万能法宝到处呼喊和使用。其实，改革开放本身也会造成某些社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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