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客观要求，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是进一步促进改革深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决定》贯彻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这一战略思想，明确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这是我们党在认真分析我国目前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现状后，提出的又一个将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改革目标。这就是说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着重考虑城乡之间均衡发展、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在推进体制改革、制度创新过程中也必须遵循这个原则。
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虽三者测重点不一，但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发端于我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及高速增长。但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下半期，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却日益突出，以至成为当前困扰我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
九十年代以来，对我国农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变化，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式转变。我国城镇居民占全体人口的比重，虽然直到今天也才刚刚超过37％，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城乡分割的格局，城乡人口的收入差距巨大，目前大约为3：1（有专家估计实际达到6：1），即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的三倍，所以仅占37％的城镇人口，在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却占到了64％，这就决定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的总体性变化。lOCaLHoSt
城镇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缓慢下来以后，首先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需求缩小引起市场价格下跌，农产品价格下跌，使农民收入增长与农业生产的增长不能同步，甚至生产增长了收入却反而下降。在农产品市场看来就是人们常说的“农产品的区域性结构性过剩”。
九十年代以来，发生在农业内部的重大变化，是农业生产也开始趋向于资金密集，从而使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并使农业内部的劳动力剩余情况更加严重。我国农业的特点，是以极少的土地养活众多人口，因此土地的产出率一向很高。九十年代初期，农业再次打破生产徘徊局面仍然是靠化肥、良种、农药、农膜等物质投入，使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愈演愈烈。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从而成为农民家庭直接的减收因素。在现阶段，虽然农业物耗率的增长还慢于农业总产出的增长，但是由于农户仍有相当比例仍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即并不出售或很少出售土地的产出品，物耗率的上升就使这些农户的纯收入出现了增长率缓慢甚至绝对减少，表现为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农民收入持续多年低速增长的现象。
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品的另一个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良种、化肥与农药的使用，都会减少农民为积肥、除草、灭虫和其他田间管理方面所使用的劳动，九十年代以来，农村的机械总动力与能源的使用也显著增长了，这些都使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大为减少，农业内部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相应上升。
农业物耗率上升一方面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方面导致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增加，这两种情况都是导源于我国众多人口对有限土地的巨大压力。我国“入世”后虽然可以进一步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部分对农产品的需求，但是从长远看，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最终还是要靠国内生产解决。此外还有城市化对土地的需求，也会要求国家在持续缩减的耕地面积上保持一定水平的农业总产出，因此，农业物耗率的上升将是长期趋势，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化，由此而伴随的农户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减收与农业内部劳动力剩余率上升的现象，就会在长时期内继续下去。
“三农”问题说到底是“二元”结构的表现，即从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来看，我国已达到工业化中期（或者说处在加速工业化阶段）的水平，而从收入的主体看，还是以低收入的农村人口为主，具有低收入国家的城乡人口结构特征，这样就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巨大鸿沟。随着我国工业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农村消费市场长期低迷， “二元”结构的矛盾就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乃至经国民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按照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这一战略思想，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历史和实践证明，传统的“就农论农”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须跳出“农”字看“三农”，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城镇化也必须以工业化为基础），使千百万农民离土离乡走向城镇。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城乡“二元”结构，而“二元”结构矛盾的核心，是工业化超前而城镇化滞后，这也反过来说明城镇化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需求动力，也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因为城镇化的最重要结果，就是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而使高收入人口比重上升，从而逐步使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与总需求水平相适应。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一向以来被城镇化进展缓慢而压抑的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空间与就业空间就会逐步释放出来。
城镇化当然不是简单地让农村人口进城，而是要把社会富裕或闲置的生产能力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建设的推进中结合起来，这里不仅会涉及到城市化过程的资金来源与建设规划问题，更重要的是必须解决好大量农村非农产业向城市搬迁集中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后，如何与城市经济中的富裕生产能力重组、融合等的资金、产权和法律制度等复杂问题，还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问题，等等。中国的“二元”结构自建国初至今已维系了五十年以上，打破“二元”结构自也非朝夕之功，但解决问题总有开始，只要我们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提升到头等战略的位置，就可以把中国的内需真正释放出来，从而拉动中国经济走上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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