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978亿元，财政支农支出1577亿元，政府实际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农民平均每年的净负担是155亿元。在1979年－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占有了大约150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农业剩余约12986亿元。农民平均每年的总负担高达811亿元，是改革前155亿元的5.2倍。从1979年到1997年，国家和城市又从农村拿走2亿7千万亩土地，用于城区扩容、修路、建工厂和开发区，这笔土地乃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走，中间又被国家汲取了6-10万亿以上的“剪刀差”。这笔剪刀差，同1953-1979年间国家为了高速工业化所汲取的7000亿剪刀差相比，考虑物价因素，数额之巨，几乎不相上下。过去十几年里，农业已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尽管国民经济以7%-8%的速度在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特别是1997年以后，虽然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还在以缓慢的速度增长，但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民，其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2000年农民人均货币收入，只相当于1990年城镇居民的水平，整整落后10年。2001年城乡人民真实的收入差距大约为6倍。2003年１—３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１１０９亿元，其中，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８８０亿元，其份额只占社会消费品总额的３０％，其增长幅度也比城市低３个百分点。城乡剪刀差不降反升。如果过去工农剪刀差还在3：1之内的话，现在则实际上至少已经达到5：1、6：1甚至更大。童大焕先生提出，如果农民参与城市化生产和分配的路径受阻，农民会不会被抛弃？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是否仍然在抛弃和歧视、挤压农民？中国从事着最落后的农业生产的农民，反而承担着最大的重负，占国内经济总值不到15%的农业，要养活70%的人口，每年还要另外承担3000亿的税费。对每一个农民身份的公民，包括百岁老人和刚出生的婴儿，要按照一个地区所谓的农民人均收入5%或者7%征税，而不是实行和城市社会成年公民同样的标准，按照800元或者1200元月收入的下限征税。这样的制度设计运作的结果是那样的荒谬：中国相对富裕的城市人口每人每年平均交纳税费不到50元，而贫穷的中国农民每人每年平均交纳税费却在200元以上。全国乡镇政权负债达2000亿左右，这些财政窟窿最后还得用农民的劳动成果来填补。1980年代改革给中国农民以极大的*解放和经济提升、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城乡差距、形成了城乡间的良性互动之后，199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又出现了新的城乡二元分化。10年来，中国大部农村没有能够充分分享到城市高速度增长的好处，相反，城市社会和沿海地区在享用农村廉价劳动力的同时，还向农民工强行收取暂住证、务工证、计划生育证等费用（每人每年数百元），每年总额达数百亿之多。统计失业率，只统计城镇，而把广大的占人口70%的农民令人吃惊地排斥在外。至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等现代文明社会普及的基本福利，更是与数亿中国农民绝缘。
政府实行的城市偏向分配政策和制度，使农民受到了歧视性的“非国民待遇”，导致了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和负担的严重失衡。因此，保护农民权益不能单纯地治理乱收费问题。关键在于改革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和制度，实行城乡平等的分配政策和制度。抑制农民和其他社会集团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实现国民财富的公平分配。如果分配体制排斥农民利益，而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在协调和改善这种分配关系状态上无所作为，甚至加剧了这种状态，那么，社会各群体合作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小，冲突和对抗的可能就会变成现实。通过根本性调整分配关系，才能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为此，必须着眼于保护农民权益，着眼于增进社会公平，大力调整分配关系。调整要立即进行，不能等，不能拖，早调整早见效，快调整快见效，大调整大见效。调整的实施方案按科学决策程序进行优选。这里提几点具体的小举措。首先，停止向60岁以上、18岁以下的农民收税。允许这些人承包一定面积的“口粮田”，但豁免他们的缴税义务。对18——60岁的农民，严格遵循有收入才征税的原则。其次，积极筹措用于农民的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用于农村水利建设、植树造林、道路交通、义务教育等方面的资金。办法一是从出售国有资产的收入中，提取一部分；二是硬性压缩国家机关的行政管理开支，从中挤出一部分；三是清查国家安排的农村扶贫资金和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追回被挪用、甚至被腐败分子侵吞的一部分；四是暂停给财政供养人员加薪，从增工资的计划资金中抽取一部分；五是从城市建设资金中抽取一部分；六是从国家购买农民土地的购进价和售出价的差额中提出一部分；七是清查高收入者的纳税记录，从他们补交的税金中提取一部分；等等。再次，建立工农产品价格监测体系，若“剪刀差”过大，则限定销往农村的工业品的最高价格，同时对生产农产品的农民给予现金补贴。严格坚持和进一步完善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补贴金额要合理，到位要及时。
五、猛力发展农村教育
今天中央的教育拨款的92%是用于占人口30%的城市，而占人口70%的农村教育只得到8%的中央财政支持。义务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教育经费分配严重不公导致城乡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巨大，导致农村上百万儿童失学、流动农民工的孩子无处上学等等。现行的公立高校高额收费政策，使许多贫寒农家的学子陷入求学无门之地，一个农户培养一个大学生，往往意味着全家更多的人迅速陷入社会的更底层，一个读书人可以使农民一家人迅速由小康堕入贫困。虽然有少数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民经过顽强拚搏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但这毕竟是少数。教育的不公，无疑从起点上使农民处于“不能翻身”的境地。
农民权益的保护程度,是和农民自身的素质、能力呈正相关的。发展农村教育，是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农民能力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普遍较低，大多数农民只掌握了粗放型、浅层次的劳动技能，对技术要求高的经济作物、精养畜牧业，特别是储存、商业、信息等二、三产业经营难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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