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本届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些年来，无论是学界、决策层还是民间，无不对“三农”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精力和热情。然而，在这部关于“三农”问题的“大合唱”中，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惟独缺少来自“三农主人”的声音——与城市“三农”问题的热相比，在农村，农民似乎对“三农”问题很冷淡，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三农”问题。
我这么说是有事实根据的。前不久，新华社报道了该社记者对鄂豫皖农村的考察，结果发现，中央“一号文件”出来后，对这部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重要文件，很多农民却不知道，即使知道，也很漠然。事实上，这种情况具有相当代表性。
农民为什么在“三农”问题上缺席呢？我想，除了他们不善于表达自己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信息的闭塞与荒疏。正如新华社记者在考察中所发现的，农民几乎不看报，也没有哪个农民订报。据我所知，农村一般是村委会才订几份报纸，农民自己是不订的，他们也不到村委会去看，农民有限的信息主要是从电视里获取的，但看电视一般也不看新闻。可以说，信息渠道的堵塞直接阻碍了农民对中央政策的了解。
其次是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县乡两级政府没有积极落实中央的政策。本来中央政策传达到农村已经慢几拍了，可在这中间由于隔着许多条条块块等环节，有的环节把权力作为一种垄断资源，先考虑的是自己吃饭和吃好饭的问题，所以政策最后落实到农村，不变形也得打折。比如，今年中央财政要拿出300亿元资金扶持“三农”，但真正进户落实到农民手上的会有多少？如果部门、系统和地、县、乡、村，巧立名目，层层克扣，本应给三农的钱，就不知道变成什么钱了。LoCALhOST而根据过去的经验，这是极有可能的。这种事发生多了，久而久之，农民也就失去信心，不在乎有没有什么新政策了。
第三，对农民来说，与其关心“三农”这样宏大的问题，不如操心怎么增收，怎么赚钱来得重要；也就是说，“三农”问题在农民这儿更多地表现为怎么提高收入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成为农民工。据统计，目前农民增收的一半以上来自打工的收入，而真正从种粮中得到的收入已经很少，在一些地方种粮甚至赔本。所以，农民现在更多的是关心如何才能在城市找个好工作，赚到钱，他们没有工夫也没有兴趣去关心这之外的事情，尽管那些事情对他们而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或许不得不说的一个因素是，当前关于“三农”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多少是从城市的角度出发的，所制定的一些政策措施，也没有设身处地地替农民着想，因而实施起来难免有些走样，使真正需要政策帮助的人得不到帮助。比如，对农村金融实证研究的分析表明，由于国家政策对农民贷款设置了比较高的门槛，农村金融机构90%以上的放款都给了像乡镇企业或农业产业化企业这样一些特殊的“农民”群体，而那些因病或孩子上学急需用款的农民只能求助于农村高利贷。从比较成本的角度说，农民从国家金融机构贷款的交易成本要大大高于从民间高利贷者的成本，这就是农村高利贷众多的原因所在。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关心“三农”问题其实就是关心农民的权益。关键是要让农民从中央的政策里尤其是像今年“一号文件”这样含金量很高的政策里真正得到实惠。像过去那样，口号农业、会议农业、文件农业太多，官员都讲原则性的话，口惠而实不至，为农民办实事太少，农民就会觉得中央的政策离自己很远，感受不到政策的温暖和关怀。
没有农民自身权益意识的觉醒，仅靠外界的呼吁，“三农”问题是不能得到真正解决的。而对我们的官员来说，应该做的是改变工作作风，以人为本，体察民情，重视民生，体恤民力，保护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