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瑞典模式”，为该党长期执政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随着近年来科技革命、新经济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社民党感到瑞典经济的未来在于知识经济的发展，将再创新的经济业绩作为执政的关键，对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比如，适度减少国家干预，加强发挥市场作用，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瑞典经济注入了活力，如瑞典的爱立信公司目前已经拥有全球近40%的移动通讯市场份额。由于瑞典社民党经济政策调整有方，在当前欧洲政坛*风向右转的情况下，该党则岿然不动，在2002年大选中实现了三连任，成了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社会民主党。
2、制定和完善社会政策，实现利益平衡。
政党是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代表，但成为执政党后，必须考虑如何保持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南非非国大1990年2月获得合法地位后，于同年9月发表了《经济政策讨论文件》，强调通过重新分配和国家干预来改造南非经济。1994年大选中，非国大提出了《重建与发展计划》的竞选纲领，将社会重建、消除贫困和经济发展放在突出地位，以赢得广大黑人选民的支持。但在非国大掌权后，出于对南非现实的战略思考，于1996年推出了《增长、就业和重新分配战略》，首先把经济增长置于优先地位，以此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它强调先将“蛋糕”做大，然后再谈公正分配，缩小差距。这一战略为南非经济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增强应对突发危机能力的主要做法
在当今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多变的大转折、大动荡时期，各国国内的社会思潮、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各种国内外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局势也变得难以预料。任何负责任的执政党，必须建立和强化危机防范与处理机制，努力提高自己驾驭复杂局面、应对突发事件和化解重大危机的能力。
西方国家执政党及其政府均十分重视危机管理，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危机管理体系。首先，建有应对危机的专门机构。美国在“9·11”事件后成立了直属总统的国土安全部，日本也在首相官邸建有“危机管理中心”。其次，初步形成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如美国有《国家安全法》、《全国紧急状态法》和《反恐怖主义法》，日本有《灾害对策基本法》、《武力攻击事态对应法案》等。再次，制定了各种应对危机的预案。美国制定了长达300余页的联邦应急计划，明确规定了联邦27个部门和机构以及州和地方政府在各种不同灾难情况下的主要职责和任务。“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就是按照该计划，进行了比较迅捷的处理。此外，西方国家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十分倚重情报部门搜集和传递信息，注意寻求国外尤其是国际组织的帮助和合作，并及时公布危机管理相关情况，以稳定人心。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应对危机方面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日益重视探索应对危机的机制建设，如印度就设有专门的“危机管理小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也在加强危机应急机制，古巴的内政部、警察局联合保卫革命委员会等群众组织，组成“统一监护体系”和“快速反应队”，以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
六、加强对外交往能力的主要做法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政党正日益走出国门，在世界大舞台上积极活动，通过广泛、深入的交流，吸取其他政党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并增强自身的国际战略能力。同时，通过积极的党际交往，也有利于宣传政党的政策主张，树立政党良好的国际形象。
1、通过党际交往宣传自己的价值理念和*主张，增强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国际战略能力。
社会党国际自1951年重建以来，组织不断壮大，从“欧洲白人俱乐部”扩展到“小联合国”，发展成为拥有168个成员的世界最大的政党国际组织，增强了社会民主主义在各国的影响。在社会党国际的扶持下，西班牙工社党、葡萄牙社会党以及拉美的一些中左政党得以诞生。德国社民党和法国社会党借助其在社会党国际的活动，在中东欧、北非乃至全世界都增强了影响。德国社民党、法国社会党、西班牙工社党等都设有相应的*基金会，利用它们进行国际范围内的学术研讨、人员交流和政策磋商。由于社会党在对话中重视实效，强调进行平等、灵活的探讨交流，其对南北关系、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等问题的分析相对其他政党而言更为深入、全面和超前。
2、利用方便、灵活的政党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的交流和探讨。
政党交往无需承担义务，较政府间机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往往能够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交流和探讨。比如，在前几次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上，一些政党领导人提出，亚洲的*文化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照抄照搬西方的*制度和政党制度并不符合亚洲的现实，不一定能够解决亚洲的问题。亚洲政党不能只为掌权去搞恶性竞争。亚洲各国必须结合本地区、本国实际，首先关注民众的迫切需要，致力于经济发展、消除贫困、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等，创造出具有自己特点的*文明和政党*模式。
世界各类执政党的上述做法表明，执政能力建设涉及很多方面，是一项长期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就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做出决定，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境界，必须从战略高度科学规划，从理论层面系统阐述。全会《决定》不仅科学地阐明了执政能力的内涵，而且系统、全面、具体地提出了加强五种执政能力建设，涵盖了经济、*、文化、社会、外交以及国家主权和安全等各个方面，这在世界*党乃至其他政党的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相信在全会的推动下，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我们一定能够站在新的历史高度，结合我国的国情党情，借鉴世界各类执政党的经验教训，开创新世纪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新局面。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