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出生素质，改善人口结构，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新的要求，必须采取新的措施来解决好人口这一事关全局的问题，确保全市经济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从**经济发展角度上看，主要应对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1、坚定不移稳定低生育水平，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7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鼓励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人口高速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全市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36.46‰和10.78‰分别下降到2000年8.7‰-0.07‰。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实现了人口类型转变，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与此同时，应当看到，全市的人口类型转变是在经济不发达情况下，靠强有力的行政措施取得的。强行进入低生育水平，这种低生育水平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任何思想上的松懈，工作中的失误和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都将造成生育率的反弹。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数量的任务更重，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一法三规”，用依法管理来解决人口问题。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实施依法管理是解决好新时期人口问题，推进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深入发展的客观要求。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相关配套法规的颁布实施，为有效解决好人口问题，加快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实施依法管理人口问题，首先必须加强法制宣传。要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作为重要内容，纳入法制宣传和“四五”普法内容，广泛组织各级干部和群众开展学习活动，增强干部依法管理人口意识和群众自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意识。要组织各级宣传媒体，影视、网络等现代化宣传手段，扩大宣传的覆盖面，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其次，必须提高执法水平。要切实加强对全市各级领导和计划生育干部的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过错责任追究制，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和执法行为，严禁违法行政，依法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第三，必须严格执法。要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执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违犯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生育行为、违法行政行为，必须进行严肃查处，切实做到执法必严，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第四，切实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积极推进计划生育村（居）民自治，努力实行村（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2、全方位开展宣传教育和生殖健康服务，不断提高出生人口质量。宣传教育是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先导宗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力度，首先要全面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及落实“关爱女孩行动”。要认真落实中、省关于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要求突出宣传以“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计划生育丈夫有责”为主要的内容的新的婚育观念。要以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为载体，把计划生育宣传作为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重要内容，大力普及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科学知识。要加大社会舆论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宣传舆论部门和各种宣传媒体的作用，为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创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其次要全方位开展生殖健康服务，现阶段生殖健康被国家列入社会发展目标内容之一，大力开展生殖健康服务已经成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迫切需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民主、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要求我们必须改变以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开展计划生育的老办法，依靠科技进步，开展生殖健康服务，通过优质服务提高工作水平，引导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一是全面实施避孕节育优质服务工程，在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工作中，做好术前宣传咨询，术中规范操作，术后随访服务，保证手术安全；二是扎实开展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不断改进服务制度，强化以“三查”为重点的普及性服务工作；三是规范进行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制定切实的干预措施，做好出生缺陷儿的监测工作，全面推广孕前、产前、新生儿*出生缺陷干预服务，提高出生婴儿健康水平。
3、努力促进出生性别比平衡。出生性别比决定了人口群体性别构成，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深远的影响。严格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不仅妨碍**市目前来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的稳定，而且对今后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构成严重威胁。从五次人口普查情况看，**男女性别比偏高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整体偏高，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均超出了正常范围。二是长期偏高，“一普”男女性别比115.99；“二普”为113.60；“三普”为114.35；“四普”为117.80；“五普”为114.09。三是随出生孩次递升，一孩出生基本正常，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偏高。四是存在着地区差异，宁陕、镇坪趋于正常，其它各县区偏高，主要是生育政策差异造成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是人口发展过程的“生态失衡”，是“生育选择空间狭小”和“男孩性别偏好强烈”互相冲突和挤压的结果，而现代科学技术的介入，特别是b超对鉴定性别后的人工流产起了显著作用。所以，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应当成为社会共识，成为政府行为。治理性别比，我个人认为，应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溺婴”、“弃婴”等列入《刑法》罪名，将其上升为刚性法律条文，只有司法真正介入，才能扭转现行计生法规和行政手段，在惩处利于b超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杜绝溺、弃婴现象上的不足。如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如何确定“非法”界线，法律上没有严格规定，实际无法操作，往往查处这类事件最后的结果总是不了了之，再如“溺婴”，目前司法解释是比照*罪，但是两者还是有本质不同，由于受封建文化和传统传宗接代的思想影响，溺婴比照*罪在实际操作中很困难，目前全国还没有这种案例报道，**更没有。况且利用行政手段处理这类案例，有举步为艰，很难落实相关责任等等。因此上述几个非法行为列入《刑法》罪名已成为当务之急，各级应从人大和计生业务两个渠道积极向国家反映和建议，只有这样才能将其上升为硬性法律规定，只有实行司法介入，人为选择性别的结果才有可能杜绝。在目前尚无刚性法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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