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企业和迁移工人的阻力。不过，也排除了养老收入在不同户籍的就业群体之间实行再分配的可能性。后者的优势在于。一是有助于避免制度碎片化：二是有助于减少对农村迁移人口的身份歧视；三是能够取得管理上的规模效益。问题是，同样的制度，对于户籍身份不同的劳动者会造成不同的结果。
　　直到目前，农村迁移劳动者能否在某一城市落脚以及居住多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潘毅、黎婉薇编，2006：《失语者的呼声企业为其代缴的部分却全部被留在原地，成为对当地社保基金的净贡献。这种做法无异于侵占迁移工人和企业的利益，损害社会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由此也可以看出。如果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既没有顾及迁移劳动者的就业特点，也未包含性别视角，那么这一群体尤其是其中的女性就未见得必然会从参保中受益。
　　
　　二、缴费安排对迁移工人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近20年来，农村迁移劳动力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分化。首先，这一群体原本就有正规和非正规就业状态之分。其次，在受　　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解决了养老保险权益的可携带问题，高于迁移工人支付能力的缴费规定，还会产生强制低收入者过度储蓄的后果。如果没有针对低收入群体的缴费和待遇安排，非但难以保证他们在未来受益。反而会减少其自身及家庭当前的消费，甚至影响他们的生存，或者说危及正常的劳动力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参保率除了说明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程度以外，没有任何意义。在我们的调研城市当中，苏州市、大连市和深圳市都是把迁移工人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城市。其中，只有深圳市针对迁移工人平均工资低于缴费下限的情况，制定了特殊规定。在苏州市和大连市开发区。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