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的思路和方法

综上所述，对农民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但和对青少年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相比，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更加难以开展。首先，农民工因为工作的缘故，很难抽出大段时间来对媒介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其次，农民工居住较为分散，不易于集中进行教育和学习。再次，农民工在组织难度上要高于青少年，其更难以动员，教育效果也难以评估和追踪。最后，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一般不高，这也加大了对其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难度。笔者认为，针对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政府应在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中起带头作用。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在关注和帮助弱势群体方面，政府理应有所作为。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特别是在国家对“三农”扶持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不仅在经济方面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在“软件”方面同样需要政府积极出台相关方案和计划。例如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对农民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在农民工聚集区建立公共媒介设施以方便其接收信息。另外，作为一项基础性内容，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对媒介素养有重要影响。因为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新生代农民工对新兴媒介表现出更愿意接近的态势，而且其更有能力去学习和掌握这些新的媒介形式，这就为其接触和利用媒介获取信息打下了基础。

第二，社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可以参与到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中。公益组织、志愿者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深入到一些农民工聚集区或者是劳务输出地开展针对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活动。

第三，学术界应保持对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的关注和研究。一方面，学术界对某个问题的关注和呼吁能唤起相关部门的警醒和注意。另一方面，学术研究能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好的实践路径并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理论基础。

第四，农民工中的意见领袖应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和突破口。意见领袖在其所属群体中有较大影响力和发言权，甚至能左右群体成员对事物的看法和态度。很多实证研究表明，信息或技术并不是单个层级的传播或推广。罗杰斯在《创新与普及》中强调多级传播，认为意见领袖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通过对农民工意见领袖的重点教育和培养，其所能影响的成员在媒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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