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教育家的“类本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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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我的本质力量。教育家们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既需要正人、育人，更需要正己、律己；既培育着受教育者，也塑造着自身；既把自己的需要、目的、观念、智慧、力量和情感凝聚和体现在受教育者身上，也凝聚和体现于自身，逐步积淀为稳定的品质，并经过“社会遗传”（或曰“获得性遗传”“积累起来的遗传”）“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3]，成为所有教育家的类本性。
教育家的类本性也是教育家自身进步与社会发展双向作用的结晶，是一个同化和顺应辩证统一的运动过程。所谓同化，是教育家以自身要素结构为基础，去主动选择和吸收相应的外在环境因素，把
包括其他教育家的积极影响在内的外在环境因素纳入自身结构，促进自身的丰富、提高和发展。所谓顺应，是指教育家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来调整自身素质的要素与结构，使自身素质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教育家的类本性正是在这种双向运动中不断生成与演进的。可见，教育家的类本性既不是来自于教育家活动之外某种神秘因素的赋予，也不是自身某种固有本能因素的自然外化，而是直接在其历史活动中逐步生成与演进的，是历代教育家在对象化活动中不断得以建构的。在世世代代绵延不绝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教育家们在释放和发挥潜能的同时，又以开放性态势主动选择和吸收相应的外在活动因素，从而获得和生成新的素质养料，不断补充和完善自身素质结构，提升素质水平。
三、教育家类本性的基本内涵
教育家的类本性涉及教育家的全部文化构成，在内涵上具有多重性。它既是具体的、历史的和不断发展的，同时又包含着若干最基本和最稳定的成份。
（一）与教育休戚与共，融为一体
古往今来的教育家几乎无一不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教育，休戚与共。他们对教育有一种外人看来不无偏执的坚定信仰。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育”等，是他们坚定的主张，更是他们的终极关切。他们的喜怒哀乐系于教育的兴衰成败。遥想当年，梁启超在日本听到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夜不能寐。胡适则曾向外国友人表示：“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4] 晏阳初说：“吾辈羞视三万万以上的同胞，在20世纪的文明世界统而为文盲，吾辈恐惧四万万的大民族，不能生存于智识竞争的世界；吾辈愧为民主制度共和下的人民，不能自立自新而影响及于全世界的祸乱；更羞见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自尊为神明贵胄黄帝的子孙，对于20世纪的文化无所贡献。四顾茫茫，终夜徘徊，觉舍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从事于平民教育外，无最根本的事业，无最伟大的使命，无最有价值的生活”[5] 。他们从艰苦的教育活动中获得了无穷的、至上的乐趣，将教育的成功视为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被誉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之父”的容闳，得知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历经18年周折终获清政府采纳的消息时，“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6]，进入心醉神迷的境界。与教育荣辱与共，爱教育爱到一般人难以理解的痴迷程度，乃教育家本性之最灿烂的光辉。 （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古往今来的教育家几乎都是学习的典范，他们十分注重经由学习走向自我完善，实现教育立国、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抱负。教育家们的学习不仅指读书，也包括向自然和社会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晏阳初当年去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结果却从华工那儿受到教育，发现了民众的巨大潜能。这种发现使晏阳初在立场、观点和感情上发生了重大转变，获得了一生为平民教育奋斗不息的无穷动力。苏霍姆林斯基十分重视吸收和继承民间的教育智慧和优良传统，他的教育论著中充满着乌克兰民族的教育智慧。教育家们的学习贵在“不厌”。“不厌”是一种心情，更是一种境界，是“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那样一种境界。学而不厌是教育家最重要的类本性，也是教育家获得其他教育品性的重要途径。正是通过不间断地学习，他们能够领略和享受知识和人生的乐趣，开阔视野和心胸，养成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诲人不倦”的动力既来自对学生的爱，也来自对教育的信念。只有对教育力量深信不疑，才能形成“不倦”的情感与意志。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以自学得来的渊博知识、丰富阅历和深邃思考广为施教，经常在公共场所对一切乐于听取教诲的人演讲，劝人为善，盼望人们努力成为有德性的人。他不仅不索取报酬，甚至还愿意倒付钱。我国明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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