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性,又不胶柱鼓瑟,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在实践中检验它,修正它,推进它,同样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
二
列宁关于根本改变了的社会主义整个看法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检索他的“遗嘱”,可以看出他提出的以下几个方面的崭新看法。
转移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重心,是列宁首先思考的一个问题。他在《论合作制》一文中说:“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
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已经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⑥无产阶级为了上升到统治地位,要运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但是,在赢得统治地位后,再不能专注于政治斗争,而应当着力于“国内经济关系”,着力于“文化建设”。
为了使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工作重心的转变达成共识,列宁在《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严肃提出:“如何理解政治呢?要是用旧观点来理解政治,就可能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所谓旧观点的“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态度。”既然这样,他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对政治作了全新的诠释,指出:“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并说:“只要战争允许我们不把重心放在同资产阶级、弗兰格尔、白卫分子的斗争上,我们就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⑦无产阶级解放这一政治问题的提出,归根到底起源于经济;而它的最终解决,仍然依靠经济。只有把经济搞好,才能真正完成政治任务。经济与政治相权,经济不能不处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列宁把政治与经济关系升华到“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高度加以认识和解决,在理论上是深刻的,在实践上是有巨大指导价值的,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列宁沿着这一思路,“精确地正确地规定了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他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在界定“革命是一种最基本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的改造”,“改良是逐渐的、审慎迂的行动方法”后,尖锐地批评“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顺利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指出:“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这是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进而要求党和苏维埃政府“尽量冷静地考虑到:在什么时候,哪些任务可以用革命方法解决,哪些任务不能用革命方法解决。”列宁认为,1921年之前用革命手段“直接和彻底摧毁旧社会经济制度而代之以新社会经济制度”,之后则完全以“另一种改良主义式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动的办法、计划、方法、制度。”而这种“改良主义式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振兴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只是随着它们振兴的程度而使它们有可能受到国家的调整。
他反复强调改良“不是倒退”,是调整,是渐进,是方法,旨在允许和振兴非公有制经济。尽管列宁把由革命转变到改良定时在1921年不甚妥贴,但是,改良确是列宁最初变革社会主义旧体制的运作方式,给后人极大的启迪。
建立社会主义与小农经济联系的纽带,是列宁极为重视的另一个问题。俄国是资本帝国主义,但是农民占全国人口80%,小农经济比重极大;所以,党和苏维埃政府能否正确分析和处理个体农民与小农经济,关系到苏俄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为此,列宁改正了过去把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的错误认识,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主要的可靠的同盟者,说:“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⑨由于明确了农民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一致,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朋友,党和苏维埃政府才制定和实行新经济政策,并取得“生产力已经开始提高”的成就。
至于无产阶级怎样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道路,真正实现与农民的牢固结合,列宁总结以往的经验,设计出两条重要的途径:
其一是建立文明的合作社制度。合作社是一种以家庭生产为基础,农民自主经营,保持很大独立性和自主权,只是在生产不同环节和季节以不同形式联合的组织;而这种组织却是农民接受社会主义的最佳选择,也是活跃农村经济,发展城市工业的最好形式。过去,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合作社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中,列宁纠正了那种错误认识,明确指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并要求“每个人都明白‘合作制’原则的社会主义意义。”
其二是运用自由贸易机制。文明合作社究其实质是商品买卖机关,只有通过它才能使个体农民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是因为:自主处置自己的劳动产品,拿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用户登录 
新用户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