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市场自由买卖,换取自己需要的工业产品等,是个体农民的最大愿望,是有效调动个体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最强发动机,也是个体农民生产资料小私有制在产品分配上得以兑现的重要保证。所以列宁说:“在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尺度。”紧接着,他强调说:“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解决不了的难题。”⑩
既然允许自由贸易,那么,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市场机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据此,列宁高度评价商业活动,把它作为经济链条中的中心环节。他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说:“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末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抓不住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11他还在《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中进一步指出:“在目前商业竟是我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是无产阶级的先头部队同农民唯一可能的结合,是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12有鉴于此,列宁号召“做文明商人”,指出:“国家必须学经商,使工业能够满足农民的需要,使农民能够通过商业来满足自己的需要。”13
革除党和苏维埃政府在领导体制上的弊端,是列宁反复思考的又一重大问题。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专制制度不能不对党和苏维埃政府产生诸多消极的重大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领导体制带有军事封闭性缺损,而民主开放性机制不健全。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在五年的时间内要很好地改造机构一般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国革命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我们在五年内建立了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的新型国家,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个巨大的事业。”接着他指出:“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构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来的旧东西,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是为了改善机构。”14
怎样“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进机构”呢?列宁提出如下几点设想:首先,党政职能分开。列宁针对苏俄以党代政的不良现象,一再要求将党政职能分开。他在《关于对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大纲给莫洛托夫的信》中说:“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15党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自己通过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引导政府工作,并以相应的机制保证和监督政府贯彻执行。党对苏维埃政府的行政工作事无巨细地大包大揽,把不该管的事管起来,势必削弱政府独立自主办事的精神和能力,使政府工作不能正常运转,从而有效履行自己的社会经济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同时,也势必分散精力,转移对重大决策的注意力,妨碍自身建设,也不利于主要从政治上实现对政府的领导。党干预甚或代管政府工作,还是沙俄集权的阴影在作祟。 其次,防止个人专断。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敏锐地感到当时党内两位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太粗暴”,托洛茨基“过分自负”,从而尖锐地指出:“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16他采取的防止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是对党的中央领导人实行监督。列宁在《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认为,要保证一定数量的中央监察委员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要求参加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应该‘不顾情面’,注意任何人的威信都不能妨碍他们提出质问,审查各种文件,并且总要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和使问题处理得非常正确。”17二是实行一人一票制。中央委员与总书记是一班人与班长的关系,总书记是班长,群龙无首不行;但是,总书记不能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家长制”,而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列宁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至几十人甚或一百人,而在表决时实行一人一票制。他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为了提高中央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构,为了防止中央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全党的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18
最后,防止泛行政化。国家机关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行使权力,实施管理,搞好服务的机构。怎样才能做到呢?列宁认为国家机构不能泛行政化。他在《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某些能够对国家事务的方针起决定性影响的同志夸大了行政的方面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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