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成本
监管者的实施成本是指监管者为了有效地开展监管活动而发生的一切合理的资源耗费,具体包括监管规则的制定成本、监管规则的监督执行成本和监管过程中的信息搜集成本。一项法规的出台,需要经过提议、草案、征求意见、修改、通过、颁布等多个环节,多次反复,旷日持久,其制定成本一般是比较高的。法规的执行成本不仅包括监管部门和监管人员为贯彻法规而付出的监督成本,也包括法规出台后的宣传、解释、指导、培训等成本。规则的制定与执行是一脉相承的,在制定过程中要考虑其可行性和执行的难易程度,过高的执行成本可能难以实现规则的目标。证券监管规则的制定和执行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信息基础上,充分的信息是确保监管规则制定合理、有效运行的前提,而信息的搜集、整理、分析、反馈等活动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监管者为此付出的信息成本是高昂的。 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WWW.LWLM.COM收集整理。
美国国会为了贯彻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专门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来统一管理 企业 的信息披露问题。尽管SEC将 会计 准则的制定权转授于民间会计职业团体,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监管成本,但它自身还发布大量的会计系列文告和相关披露规则,这些规则的制定、实施成本是巨大的。1936年,美国国会划转给SEC的经费总额为300万美元,到1980年达到了7 230万美元[6],1991年SEC的经费达到了19 300万美元[8]。安然事件后,SEC为了加强信息披露的监管,其经费预算已高达七亿七千六百万美元[2]。英国的证券监管成本也是比较高的,拉麦斯(D. Lomax)的研究表明,仅英国证券与投资委员会(SIB)的行政费用就高达500万英镑,加上其他自律管理组织的费用,估计在2 000万英镑,如果再加上其他监管机构的运行费用,这一数字在1亿英镑以上[4]。
(二)被监管者的遵从成本
遵从成本是指被监管者因遵守、执行监管规则而付出的代价,也称为合规成本,主要包括机构运行成本、信息成本、制度转换成本等。企业为了按照监管规则的要求,及时、有效、高质量地对外提供信息,需要设置相应的机构和配备专业人员来搜集、整理、编制、发布会计信息,并接受独立第三者的鉴证,这不仅需要耗费一定的资源以确保这些机构的正常运行,更需要支付高额的信息鉴证成本和额外的信息搜集成本。尤其是在披露管制导致了额外的信息披露要求,而这些信息对内部决策没有太大的价值时,信息的生成成本是巨大的(如要求企业披露替代现存资本设备的市场成本等)。当一项新的监管规则替代旧规则时,被管制者为此还要付出一定的制度转换成本,即学习成本、新旧制度的衔接成本和契约重拟成本等。
菲利浦和泽切尔(1981)的研究表明,1975年美国企业按SEC的10—K、10—Q及8—K格式编制报表所支付的变动成本为21 300万美元。巴斯塔波(1977)通过考察13家公司按照SEC第190号《会计文告》(ASR-190)(1976年3月颁布)中的要求公布存货和厂场设备重置成本数据的情况发现,企业为此多负担的成本平均为12 400美元[6]。2002年美国的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SOX)强化了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也增加了被监管者的成本支出。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上市公司遵循SOX的成本支出约在1.3-2.5百万美元之间[8]。Poonam Puri & Anindya Sen(2003)的研究发现SOX导致企业的会计费用增加了105%,从243 000元增加到499 000元;律师费用增加90.6%,从210 000元增加到404 000元。周勤业等(2003)对2001年信息披露费用进行的调查表明,我国上市公司2001年信息披露费用平均为132.33万元,扣除样本中最高值中石化(6 696万元),样本公司平均信息披露费用仍高达119.15万元,平均日常信息披露费用占管理费用的4.09%。据英国1986年 金融 服务法推算,政府监管的守法成本至少达1亿英镑。
尽管被监管对象承担的法规遵从成本可以通过提高产品或服务的价格适当地向消费者转嫁,但究竟能否转嫁以及转嫁的程度高低,取决于有关服务的供求弹性等多种因素。因此,高昂的遵从成本可能会使企业不堪重负,或加重消费者的负担,这都有悖于监管的初衷。
(三)监管活动引起的效率损失
监管者在对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信息进行监管时,由于信息价值的复杂性,存在着决策有用需求和反映受托责任需求之间的冲突,存在着不同需求者之间需求愿望的冲突,从而使得监管者无法确切知道信息需求的最优数量或从社会角度而言适当的数量,这是监管引发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监管活动引发的效率损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监管可能会削弱市场竞争
监管是对自由竞争市场的一种人为干预,它改变了自由竞争的规则,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再分配。在整个监管活动中,必然存在着受益者和受损者,受益者因监管规则而获得了垄断利益,受损者或艰难维持、或退出、或游说政府改变监管规则,二者处于一个不平等的竞争地位,损害了市场的公平原则。斯蒂格勒(Stigler,1964)通过实证分析美国SEC对证券市场管制前后的股价变动情况发现,SEC管制的主要功效是将新公司排除在市场之外。此外,过度严厉的监管不仅提高了企业的遵从成本,也降低了企业进入市场的积极性,降低了整个市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从而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20世纪90年代SEC已经意识到过严的信息披露规则对美国资本市场 发展 的影响,并积极与其他监管机构合作寻求解决办法。
2.监管的滞后性引发效率损失
政府对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有效干预依赖于对市场信息的全面、及时和准确地把握,片面、过时和失实的信息必然带来决策的失误和管理上的顾此失彼。由于监管者处于社会层级结构的塔尖,远离市场活动,其获取信息的链条比较长,再加之信息传输中的时滞、失真,使得监管者对市场发生的问题存在着认识时滞、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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