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长恨歌》的叙事策略与海派承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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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暗合了当时反思文学思潮。1983年,王安忆随母亲、著名作家茹志鹃赴美参加为期四个月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1985年问世的中篇小说《小鲍庄》,被评论家视作“寻根文学”的代表作。此后以婚外恋、纯粹性爱、柏拉图之恋为母题的“三恋”系列以及《岗上的世纪》相继发表,因其女性作家身份和性爱话语叙事,王安忆又被视作女性叙述甚至是女权主义的代表。《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等后来一系列作品,又热衷于小说叙事方式的探索,《纪实与虚构》还被看作是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王安忆对此曾有过自己的反思:“我现在对所谓个人自传和纪实的东西越来越缺乏信任感,我竭力追求某种形式的东西,类的东西,超出经验的东西,直接地说,就是虚构和抽象的东西。”通过盘点可以清楚地发现,王安忆风格多变的创作实践,与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发展始终与时俱进地保持着同步的态势,她的小说文本几乎成了触摸一个时代文学体温的利器。王安忆的频繁变脸,彰显了她敏锐的艺术直觉和高扬的探索精神,同时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她不甘程式化的自我焦虑。
1995年,《长恨歌》横空出世。在正式解读这部给王安忆带来巨大声誉和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之前,我们有必要还原当时甚至更早些时候“张爱玲热”这一文坛热点现象。20世纪80年代初,尘封了多年的张爱玲小说在内地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夏志清的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的推崇引起内地学人的关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4)论及“孤岛”与沦陷区文学时,用了八百余字篇幅来写张爱玲,这是将张爱玲首次写入内地的文学史,在学术研究层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随着研究的推进与开掘,文学史已经基本完成对张爱玲小说经典化的论证过程。在出版界,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本刊印了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百花文艺、花城等多家出版社接连出版了张爱玲的小说集,“看张”、“读张”成一时之风气。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进人转型期,世俗化进程迅猛加快,消费文化骤然兴起。出版界可谓把准了社会公众阅读心理的强劲脉搏,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四卷本《张爱玲文集》,加上富有中国特色的侵权盗版,印数和受众无法精确统计。1994年轰动一时的文学大师重排座次这一文化事件,客观上让张爱玲的人与文更为远播。1995年9月,张爱玲海外黯然谢幕,再次引发“张爱玲热”。张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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