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S·默温中期诗歌风格的变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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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继发表宣言式的《炉中醉汉》后,默温出版了诗集《移动的靶子》,并在该诗集中首次尝试一种全新的写作方式──弃用标点。默温在接受访谈中提到:“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感到我走到了某种尽头;如果我要重新开始写作,我希望它是与众不同的。我开始相信,诗歌与口语的关系比散文与口语的关系更密切。标点符号主要与散文和印刷文字有关。我感觉在诗歌中使用标点,就好像用钉子将词语都钉在了书页上……我所尝试的,是让词语本身的移动来给它们自身标明位置,用词语本身的位置来表明标点,正如在口语交谈中使用到的那样。”[4](P357)对标点符号的大胆弃用将诗歌从纸张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诗歌从此有了前所未有的开放空间,变得自由而充满想象。诗歌形式上的变化不仅预示着诗人曾经正式、古典的诗歌风格不复存在,更说明了诗人面对诗学困境所作出的一种诗学选择。理查德•霍华德谈及默温弃用标点时指出:“默温将标点取消,说明诗人获得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文体掌握。在纸上没有标点的诗歌,就像经过一场爆炸,意象得以重新组织起来,诗行未被封闭却反而获得了开放的形式。”[7](P129)
(二)沉默对抗语言绝望
在默温的早期作品中,语言通过象征、神话等形式建构了默温的内在灵感,这也凸显了词语及语言的可能性及创造性,其表现就是“基于语言之上的隐喻以及对于词语的创造力的肯定”[2](P27)。默温大学时,师从布莱克默,这位新批评派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强调语言的内在潜能以及诗人对于这种潜能的创造性挖掘能力,这与默温早期的诗学主张相契合。在当时的默温看来,诗人有能力将词语与行为、与事物联系在一起,他“既是魔术师又是艺术家,可以将原初的词语进行催化变成灵感内涵”[2](P41)。
然而,默温在创作的过程中逐渐体验到了来自语言的挑战,他绝望地发现,语言作为表达工具逐渐超出了人们的掌控范围。他的语言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感到了一种对于写作和语言的绝望,在两三年间几乎无作品问世。
相比其他的美国诗人,默温20世纪60年代的诗歌核心中有着对于语言的深刻怀疑和恐惧,他认为:写作即是进入到与人类思想同谋,它的本质就是破坏。如果说默温早期诗歌的语言沉浸在斯蒂文斯式的夸张词汇中,那么转型后的默温则语言节制精炼,拒绝复杂化。阿兰•威廉姆森认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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