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谈在记忆与反思中守望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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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编辑。 1932年，郭沫若完成了《创造十年》的写作，这是关于创造社前期活动的回忆。同时，他撰写了论文《创造社的自我批判》，回忆后期创造社活动的续编也在准备落笔。这是他对于自己和创造社近10年文学活动的一个反思性的总结，其中既有对于文学革命阶段的历史回顾，也有对于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阶段的认真思考。在这之后，郭沫若陆续撰写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学理论问题的文章：《关于诗的问题》(1935年8月)、《七请》(1935年11月)、《与其敏、淑明论诗》(1935年11月)、《水与结晶的溶洽》(1936年2月)、《从典型说起》(1936年6月)、《中国左拉之待望》(1937年6月)等等。另外还有与蒲风专门谈论诗歌创作以及新诗坛的访谈记录《郭沫若诗作谈》，以及有相当数量的为自己或他人的文学作品、译作撰写的序言、跋语等等。从这些文章著述里我们可以看到，郭沫若在批判、反思既往的文学活动的过程中，表达了新的文学 思想。他阐述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理论架构。这一理论主张矫正了他在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的偏激，同时也延续了曾被他宣判了死刑的五四时期主情主义的浪漫派文学思想。
郭沫若在1935年的一封谈论诗歌的信中曾写道：“意识是第一着，有了意识无论用什么方法，无论用什么形式，无论取什么材料都好。”这封信发表在东京的《杂文》月刊上，引起国内文学界一些人的议论，以为他主张恢复标语口号诗。郭沫若随后写了《七请》一文，阐述了他此时关于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
郭沫若认为，诗歌、小说、戏剧等不同的文体形式“有它们的通性，然而各有它们的个性”。“我希望小说家不要自认是诗人的鼓槌，诗人不要自认为小说家的鼓。诗和小说之别有如音乐和绘画，我们能把绘画的手法来做音乐吗?诗非抒情之作者，跟本不是诗。抒情用进步的话来说便是表现意识，他当寄重于主观的情调，这和小说之寄重于客观的认识者不同。小说在目前当分析现实，暴露现实，诗歌在目前则当愤恨现实，毁灭现实。小说用分析与暴露去唤起愤恨与毁灭的感情，诗歌则通过了分析与暴露而直抒愤恨与毁灭的感情使之传染。这些境界要划分清楚。当然，二者也有互相交涉的地方，但各有各的规格。小说侧重进步的观实主义，诗歌侧重进步的浪漫主义，是无妨事的。”
如果说1925年前后郭沫若的告别浪漫主义，不免怀有几分情感冲动——[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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