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DI\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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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合的，作为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区域，我国东部地区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外资引入的数量与质量还是在金融市场发展效率方面都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本推动型逐步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东部地区引入FDI的重点也相应的由量转变为质，进而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相应的由增加资金积累方式转向提高技术外溢的方式，而东部地区健全、高效的金融市场环境则为这种转变提供了良好的支撑。与全国范围的分析相类似，人力资本、国内投资以及开放程度都显著的促进了经济增长；政府支出显著为负，表明政府消费不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显著因素，其他类型的消费对于经济增长更为重要；反映经济敛散状况的指标，也表明该地区经济增长是收敛的。
3.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3.1)和(3.2)显示，FDI与金融市场发展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两者的交叉项却显著为负。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依然停留在资金积累层面，虽然该地区金融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其水平还没有达到促进FDI产生经济增长效应的要求，从而使得外资通过的技术外溢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不明显。这一回归结果可能源自两个方面：一是中部地区金融体制改革还不够深入；二是金融市场体制改革的效果存在着一定的时间滞后性。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实证结果相似，国内投资、人力资本都显著促进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政府消费抑制了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呈收敛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反映经济开放的代理指标系数为负(虽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中部地区经济对外贸易程度较低引起的。
4.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4.1)和(4.2)中，FDI变量的系数为正，金融市场发展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两者的交叉项的系数为负。这说明FDI主要还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在FDI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低，本身对经济增长没有贡献(金融市场发展变量本身的系数显著为负)，就更谈不上为FDI的外溢效应提供金融支撑了。控制变量方面，与全国和东、中部地区一样，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以及经济敛散性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不同的是，贸易开放程度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贸易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阻碍作用；政府支出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消费依然是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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