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西方哲学文化产生条件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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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这一哲学产生条件与古希腊哲学绝然不同，中国的官宦阶层和印度的僧侣阶层，个人思考必须为社会“服务”。
三、经济条件
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使一部分人能够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思维方式。但在中国古代，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其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士人阶层）也同样处于物质满足的前提下，但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并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附于权贵，被权贵豢养，因而需要为权贵的争权夺利斗争服务，因此士人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中，而不是关注自然等对现实“无用之事”。[3]相反，在古希腊，哲学家与权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平等的，人格是独立的，甚至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贵族，因此可以自由、自主地进行思考。在中国相对例外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都不是为贵族服务的士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也最为相像，都提出了关于本原（甚至更进一步提出“道”的一般性本原的规定性）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的辩证法观点，但他们所形成的道家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反而在中国文化关注人事的大方向前提下，道家关注人的生存问题。最后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宗教。再次，古希腊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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