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与地区研究

汪：李教授，上次您向我们介绍了西方“文化研究”的背景、缘起和发展(见上期本刊)，使我们了解西方“文化理论”的兴起，所来有自，这便于我们站在中国的立场来考虑如何接纳、应用或排拒这种理论。现在，可否请您谈谈“文化研究”、地区研究同中国研究的关系。您多年关注中外文化和思想的比较研究，相信会有独到的阐发。
　　李：我并不认为地区研究如中国研究可以套用文化理论。我是对这两方面都有所批评，是一种批判式的协调。有个学生问我文化理论中的negotiation这个概念怎么解释，我想也许就可以用批判式的协调来翻译或解释。美国的地区研究包括亚洲地区，其中又分东亚、南亚、东南亚，另外就是苏联和东欧；由这种分布可以看出地区研究和冷战的战略需要有关，许多研究经费和学生的奖学金也和国防有关。现在这样的格局整个解体了。这是地区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另一方面，就中国研究而言，象老一代的学者如费正清、狄百瑞虽然承认中国研究与冷战的需要有关，但又说中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因此地区研究的最终的目的不是冷战的需要，而是对一个异族文化的真正的深入探讨。所以，一部分研究中国古代的学者开始把中国文明当作漂亮的文化真空管里的东西加以研究，而不管其它文化的问题。即使有对话，也是古代文明之间的对话。例如，狄百瑞说中国古代儒家就有自由的传统，他的儒家思想背后隐含的还是西方的问题。
　　汪：换句话说，尽管是要进入中国自己的传统，但不是把中国当作一个现在仍活生生的文化，而是作为一个他者来对待。
　　李：是东方主义。许多美国的中国学者显得比中国人更热爱中国，中国一切都好，那是因为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古典文明，一个美丽的他者。不过，就学术的训练来说，这些研究古代中国，特别是研究文学、历史和哲学的中国学家是最好的。这与欧洲的汉学传统有关。不过，高本汉时代的汉学与当时欧洲的主流学术是有交流的。美国的中国学即使与日本研究、苏联研究等地区研究相比也显得特别孤立，似乎是只要进入中国历史，完全不必管其他的文化或西方的理论发展。夸张一点说，研究古代的是文明论，研究现代的是政策论。例如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人，主要是把中国解经的传统稍加推广，用于研究经典的观念和义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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