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发端的中国当代文学至今已走过了整整60年的历程,虽然政治历史的风云和意识形态的烙痕依然给中国当代文学深远的影响,但这60年的文学成就仍然令人感慨和惊叹。无论从作家队伍的阵容结构,还是从文学作品的数量与品质来看,中国当代文学都无愧于我们生活的时代。然而,文学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却一直存在巨大的分歧,轻视和否定当代文学不仅是一种姿态,而且某种情况下还成了作家、学者证明自身与众不同眼光的一种方式和媒体炒作的兴奋点,尤其是2007年顾彬的“垃圾说”更是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其实,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轻视和贬低,早在顾彬之前就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对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学界因为其受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度”影响而否定其文学性;对80年代以后以先锋小说为代表的“纯文学”,学界又因其对西方文学的“过度模仿”、缺乏“原创性”而质疑其价值;对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等,刘晓波在1986年9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召开的“新时期10年文学讨论会”上则提出了所谓“新时期文学危机论”,给予新时期文学全面否定。他认为,“新时期文学存有危机,不是五四文学的继续,而是古典文学拙劣的翻版”。在纵的方面,“新时期文学以‘寻根’文学为代表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意识”;在横的方面,“大多数作家作品受理性束缚太甚、呈现出艺术想象力的贫弱,缺乏发自生命本体冲动的艺术创造力”(见刘晓波《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而对于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缺乏精神高度”、“价值混乱”、“没有大师”、“没有经典”等的指责也不绝于耳。事实上,顾彬的“垃圾说”不过是以一种特殊的身份把种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否定和不满进行了集中与放大。
　　然而,我们可以不理会顾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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