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本主义:关于占领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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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机会被浪费掉——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一项合理的就业法案未能获得通过。
2010年，美国经济一度呈现出复苏迹象，美国梦一度有望重振雄风。但自那之后，经济前景却重新黯淡起来。民众因此愈发认为：政界人士对金融既得利益者听之任之（或者更糟，将自己出卖给了后者），以致损害了自己对民众所负的责任。针对竞选经费实施的改革，或许能够成为改变民众这种看法的第一步。
我们很容易把这些抗议活动看得过于简单，认为这只是些被边缘化的乌合之众在滋事。的确，抗议者们的诉求各不相同。尽管在“憎恨银行家”这一点上，大西洋两岸的抗议者们是一致的，但他们也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比如说，在美国，反政府运动要比反华尔街运动在范畴和力度上都大得多。
大西洋两岸的抗议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对缺乏经济机会和自己隔离于主流政治之外感到愤怒。这些问题如得不到解决，可能会增强抗议者的隔膜感，使这种感受自己演变为现实，造成危险后果。
这样说是因为，这波抗议浪潮并不是1999年西雅图会议前后反全球化运动的重演；另外迄今为止，它也未发展到反资本主义的地步。许多抗议者非但没有站在经济发展的对立面，反而表现得非常在意能否从经济发展中更加公平地分到一块蛋糕。因此，对抗议者加以引导、促使他们为改良资本主义作出贡献，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尽管人们大多明白，生活水准可能不会以衰退前的那种速度提高，甚至可能会出现下降，但他们还是对政治领袖未能确保让这种负担由社会更公平地分担感到沮丧。
亟待解决的“代际公平”
政治家们忙于恢复市场对金融体系的信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必须这么做。但很多时候，他们掩盖了这场危机的人为致因，以及这场危机给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生活带来的艰辛。左翼政党的表现尤其令人失望。尽管他们总是把增进社会公平的漂亮话挂在嘴边，但他们却说不清在紧缩时期增进社会公平的具体方法。
抗议者们有一点说得在理：各国政府对某些内部利益集团给予了优待。在很大程度上，那些与政界精英联系最紧密的人群并没有承受他们应该遭受的痛苦。主要行业组织国际金融协会报告称，如今银行发放给新聘员工的保底奖金甚至比危机前的水平更高，难怪人们要占领公共场地抗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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