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否构成对人文价值重建的挑战

我想从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来谈现今价值秩序的重建问题。众所周知，自近代中国承受西方挑战以来，民族主义就是中国人眼中一种极为重要的价值。在中国人看来，在险恶的外部环境压力下，整个民族是一个大的共同体，大家会为捍卫整体家园利益而献身，这可以成为人生意义的一个来源。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长期受到外国的屈辱与压迫，常常陷入极端恶化的生存环境之中，因此民族主义在中国士大夫里或者在知识分子的心目当中仍具很高价值，现如今强调的爱国主义，实质上就是民族主义的官方版本。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非个人本位的、集体本位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我们传统文化精神又是有着丰富的连结性，民族主义对我们现今中国而言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因此，以民族主义为切入点讨论价值重建很有必要。
　　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的民族主义思潮中，有一种值得重视的类型，那就是激进的民族主义。可以认为，激进的沙文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它认为，在国际问题上，为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可以而且必须牺牲其他一切价值，视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在谈到这个问题以前，我个人首先要做一点自我反思，十多年以前，在认识民族主义问题上，我曾有过一种颇为天真的判断。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大概是国内最早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民族主义做出一个正面、完全、积极、肯定的判断的学者之一。1995年我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正面肯定民族主义的文章《民族主义和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原本的革命意识形态已经无法聚结中国的人心，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代替革命意识形态的民族聚结力的新资源。我还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儒家主流文化相结合，将使中国人获得新的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料到，这篇文章在国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外国记者对我进行采访。国外人士认为，这篇文章表明中国开始自觉地摆脱意识形态上的国际主义，重新回归民族利益本位。在其后的多次访谈中，我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我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绝不是一种好战的、向外扩张的主义，首先中国的儒家文化本身就具有温和性。其次我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点，从历史经验来看，是作为受害者的一种应激性反应。中国的民族主义无疑是一种只有在对外部压力作出反应时才会呈现出来的一种温和的民族主义，我把它与扩张性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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