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主义是否构成对人文价值重建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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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关怀，来实现其内心超越性价值追求，从而使内心精神满足，那么人生意义该如何体现?扩张l生的民族主义似乎为追求理想的人生价值的青年人提供了获得人生意义的一种解决方案：那就是作为一个战士向“帝国主义”抗争，向侵犯我们利益的邪恶势力抗争，此时的我们的生活就似乎能“拒绝平庸”，获得一种世俗生活中难以看到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浪漫体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国家主义中获得的虚幻的人生意义崇高感，能够弥补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平庸感。这是一种对平庸这一“现代病”的一种替代解决路径。对于理想主义而言，高亢的民族主义是很好的精神消费品。从伦理角度来说，它具有很高的替代作用，它的集体主义，较之现代化过程中随处可见的个人主义，具有超越性的意义升华。
第四个因素是中国通过共产革命产生了一种红色革命政治文化，它在很多情况下和强势民族主义在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上有很强的同构性，如自我道德优越感，非白即黑、我对你错的单极思维，不讲妥协的零和游戏思维，斗争哲学，敌我两极分类，这些都是红色革命文化所具有的特点，具有不妥协的精神。双赢游戏在革命文化当中是不存在的，革命就是全输或者全赢，这种文化对我们民族深层文化建构极具影响。这些文化思维在革命时代无疑有其正面作用，然而，它作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无形中支配着我们行为与选择的“深层”的文化心理，几十年里积淀在我们思维模式中，积淀在我们的政治精英、知识分子当中，尤其是相当一些北京大院的革命干部子弟当中。革命干部子弟由于从小所受到的教育，使其离革命文化与激进的民族主义只有一步之遥。正因为二者具有极强同构性，所以很容易转化。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在北京大院里鼓吹民族沙文主义、激进主义的人很多，而在南方平民子弟中却很少，而一般的平民子弟出身的企业家当中没有或是很少有。
第五个因素是存在的一种政治机会主义。我们民族这种情况目前来看并不明显，然而一旦中国经济发生了困难，贫富分化严峻，国内矛盾尖锐，就会有些野心家、机会主义者通过转移社会矛盾的方式，通过对外的斗争，来转移国内矛盾。这种机会主义从历史上来看就有很多案例，许多法西斯主义者一开始是属于左翼的，比如日本二战以前非常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与理论家北一辉，他自认是代表反资本主义的劳苦大众利益的左派，他认为日本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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