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经济视野下鄱阳湖渔业发展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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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渔获量出现了增大到减少，又从减少到“增加”的波动，正是自然生态恶化和社会环境遭到破坏的反映。20世纪60年代前期至70年代后期渔获量减小是自然生态恶化和社会环境遭到破坏所致，而20世纪80年代前期渔获量开始“增加”却是“迷魂阵”渔网、毒鱼、电鱼和炸鱼等酷渔滥捕的直接结果，鄱阳湖渔获物低龄化比例越来越大更是自然生态恶化和社会环境遭到破坏的恶果。由于天然渔业资源的共有性与捕捞生产收益私有性之间的矛盾，渔民长期以来在天然水面上淮捕谁得利，因而，从单位、地区和个人眼前利益出发，“自己不捕别人捕”的思想相当普遍，常常形成掠夺式的捕捞。鄱阳湖渔业出现了“公地悲剧”，对单个渔民而言增加捕捞量是“理性的”，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单个渔民“理性的”选择造成了非理性的后果。对鄱阳湖渔业而言深层次结构就是它的“公共资源”性，无法向它的使用者、破坏者直接收费，也就无法排除任何人对它的使用和破坏，人人都可能更多地占用公共资源，从而使得公共资源常常被过度使用，出现了“公地悲剧”就不可避免。
鄱阳湖渔业的“公共资源”性导致的“公地悲剧”，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不管表现形式如何，其根源就是资源配置环节上出了问题。资源配置基本方式是市场与计划，或者说是市场与政府。笔者以为鄱阳湖渔业的“公地悲剧”，是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造成的。市场要得以顺利运行必须保证产权明晰，而鄱阳湖的国家所有权未能真正得到体现，国家所有权虚化了。使用者对其缺乏保护、管理和投资的积极性，容易引发破坏的短期行为，这就是鄱阳湖渔业的市场失灵。鄱阳湖渔业的政府缺位，表现为禁渔制度的失效。为了保护渔业资源，江西早在1987年就开始在鄱阳湖部分水域实施春季禁渔和冬季休渔，2002年起开始实施全湖春季禁渔。但是，捕鱼量越来越少，渔民的抱怨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愈来愈艰辛，渔业变得越来越艰难。显然，禁渔制度没能有效遏止渔业资源继续衰退的趋势。禁渔可以控制捕鱼的时间，但不能控制渔业捕捞强度，更不能控制渔民们在捕鱼期疯狂地补偿性捕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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