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国学研究看中国古代辞典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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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汉魏以来南北学风独自演化的格局，使南北之学统一于经学。唐代科举制度使儒家经典成为文化教导的总纲，又是科举应试的范本。“五经定本”及《经典释文》《五经正义》都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参见雍和明，罗振跃，张相明2010：161)。它们高度集中地反映了唐文化的精神价值和经学成果。
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中国僧人开始注意总结佛教语汇，固化音义，编撰音义辞典，使佛教语汇渐渐走向定型化与汉语化。已知的最早的这类辞书是北齐僧人道慧所编的《一切经音》。继《一切经音》之后，唐玄应编撰了25卷的《一切经音义》，由慧苑增补两卷，再由慧琳历时25年，集唐朝及唐朝之前编纂的所有佛经辞典之大成，汇聚1300余部佛教经典的语词，编成鸿篇巨著《一切经音义》100卷，最后由辽希麟续编出《续一切经音义》10卷。佛教文化和佛经音义辞典编纂的互动是唐代文明的又一显著特点，佛经音义辞典成为佛学文化成果的代表。
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宋学以讲求义理和注重实用为主要特征。语言文字是宋元学者阐发义理的最实用、最直接的工具，这不仅推动了语言文字研究，也带动了字书辞典的编纂(参见雍和明，罗振跃，张相明2010：163－164)。宋代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字书辞典，如王洙、胡宿等的《类编》，戴侗的《六书故》，娄机的《班马字类》，陆佃的《埤雅》等。从辞典史的角度考察，宋代类书中最有影响的“四大部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都属于宋学研究背景下的产物，都是宋代精神文化成果的集约体现。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起源于隋代，在唐代得到逐步完善，到了宋元时期进行了改革。进入明朝，科举制度进入其鼎盛时期。明朝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制度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规定“四书五经”作为考试的范围，并且指定《四书》以朱熹集注为准绳。“官修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颁行天下之后，学术精神开始以朱学为主流思想，官方儒学由此自经学时代走向理学时代。”(雍和明，罗振跃，张相明2010：242)明代不仅复兴了理学，确立了朱学的学术地位，而且还在中后期推行实学，使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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