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形态学的近代史

　中国文化有两次大转型，一次是殷商之际的汤武革命，完成了由“神”到“圣”的转变；一次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了由“圣”向“人”的转变。
　　关于第二次文化转型的研究，晚清近论文联盟*论文联盟*编辑。代史备受人们关注。《通往立宪之路》（以下简称为《通往》）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完成的一部晚清史研究的力作。该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晚清史研究，而是一部作为文化转型期的晚清史、具有文化形态学意义上的史学论著。
　　
　　文化转型期的晚清史
　　
　　中国有两个，一个是王朝中国，一个是文化中国。就两个中国的关系来说，作者认为，文化中国“以自然形态言之，它为‘江山’；以社会形态言之，它是‘民间’；以文化形态言之，它叫‘历史’。历代王朝，便从这历史的本体里生长起来的，它不但是诞生王朝的产床，同时也是埋葬王朝的墓地，王朝史只是它的一部分”（《通往》，P9）。因此，在作者看来，“文化中国”是源始的、基础性的、活的文化生命体，而“王朝中国”如唐宋元明清等王朝历史，只是“文化中国”的一次经历或一种存在方式而已。
　　根据以上的基本区分，作者对历史的时间概念也有了自觉认识。一般来说，历史事件被排定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中，这种排序象征着因果关系，即在前的事件总被理解为在后事件的原因，比如近代史（1840年到1919年），这里时间的数字给人们造成一种误解，在先发生的鸦片战争，被理解为在后事件（如五四运动）的原因之一。这种史学观，实际上是自然科学方法在历史学上的应用，而没有看到“文化有机体”与“物”属于不同类型的对象。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对编年史的数字和数学的数字作了深入分析。他认为，数学的数字（如自然数1、2、3……）是一种限制和分割，它把整体世界分割成众多的印象，再将数学知识运用于这些印象，从而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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