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形态学的近代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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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我们就把文化中国和王朝中国分开了”（P4）。
“祖国”是什么？作者认为，她就论文联盟*论文联盟*编辑。是自古而今的血缘认同，和从家到国的地缘认同。这种认同，从文化形态学意义上说，就是文化有机体的内在确定性，即源始的、基础的、生成的“文化中国”。“祖国”不是“王朝中国”，而“王朝中国”来自“祖国”（文化中国），是“文化中国”的“圣化”形态。
“文化中国”精神的象征是什么？在作者看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我们的文化之道，“文化中国”之精神。
这一精神，首先由王国维发现，经陈寅恪提炼而昭示天下。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很显然，他指的不是改朝换代，而是文化转型”（P547）。他站在那个时代，亲见“王朝中国”灭亡，体察到“圣化”形态的巨变，而为“圣化”文化殉道。陈寅恪感同身受，并为之撰文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而后，作者在《文化的江山》和《通往》书中，进一步把“文化中国”这一精神，提炼为“文化个体性”。所谓“文化个体性”指自我的自觉、自律和自由，“自我，以自觉、自律、自由，确立了文化个体性。自觉，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自律，是自我本质的确定；自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P550）。
重构近代史
在文化形态学意义上，作者以“近代性”（科学与民主）为依据，提出近代史开始于明中叶，并突出了“民间海权”和“传统书院&rdq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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