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意识，培养健全的公民。陈世敏（2000）在探讨如何架构新闻传播学的入门课程时指出，入门课的结构首先取决于对大学功能的认知。他首肯大学之最基本哲学为“学术研究”，呼吁传播学通识化或回归知识本质。
　　面对极大促成新闻传播教育新兴之貌的新传播技术，台湾学者能冷眼观之，警示教育界若过分追逐且被动适应技术发展，很可能会因“传播科技类课程”的空间挤压，逐步放松通识教育的规范，长此以往新闻传播教育将沦为短期职业训练班（马成龙,1999, p176）。林文刚（1999）则忧心忡忡地撰文《论传通教育课程内的传播科技：一个浮士德的交易》，引用多方资料分析预测传播科技引入新闻传播学课程后可能使学生、教育机构以至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作者以美国纽约某大学传播学系的经历为例，描述了该系原以人文通识教育为主，后来为吸引更多生源斥资建立新型传媒中心。后十年间，入学人数虽猛增，但经由传媒设施吸引而来的学生几乎只对实务训练感兴趣，对通识教育不闻不问。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看，引入传播科技后，可能会造成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深而言之，传播科技有其特有的认识论（波兹曼,1985），本质是一个特殊的符号系统，它规范着使用者对世界的认知。现今充斥影像和音乐的多媒体技术属表意符号系统，偏重感情上的感应和认知，轻逻辑、理性和分析性思维，而后者乃人文教育之根本——批评性思维之必需。
　　新闻传播学除了在教学上需重返大学教育的基本理念之外，对于作为人类卓越知识之凝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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