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与文化研究的学术路径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说过：“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由此，可以引申出一个命题，“传播即文化”。
　　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他的著作中表达了一个想说而未点破的命题：“媒介即文化”。在他看来，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媒介史。西方文化经历了三次媒介革命，即拼音文字、机器印刷和电子媒介；相应地，人类社会论文联盟*经历了部落、非部落和重新部落化三个阶段。用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传播即文化”、“媒介即文化”这两个命题，充分揭示了传媒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事实上，正是传播媒体的不断发展与日益扩张，极大改写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现实。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如哲学、美学、文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等，都纷纷加入传媒与文化研究的行列，从而形成一种交叉态势和一个全新领域。
　　20世纪中期以来，众多的学派以及众多的学者从各自的视域出发，对传媒与文化开展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既有迥然不同的观点，又有相互纠结的论述。要对已有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阐明其传承头绪与新变脉络，委实不易。在此，综合考虑对传媒与文化进行研究的学术流派、理论学说、学术范式、论述主题等因素，将西方传媒与文化研究的学术流变作一简要勾勒，以祈提纲挈领。
　　其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1944年，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艺术与“大众文化”》一文中首次提出“文化工业”概念，并将其与“大众文化”联系在一起。1947年，霍克海默与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在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用“文化工业”取代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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