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好的时光 台湾电影的悄然复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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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城市》横空出世。能有什么电影会像《悲情城市》这样分秒不差地准确降临到属于它的时代呢？这部电影的诞生绝对出于天意，侯孝贤用“悲情”来定义他的岛屿，不知他是否知道这个词也概括了大陆这边无法言说的愁绪。那代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这种历史赋予他们地敏锐度不只属于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代人，两年过后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便从另一个群体的角度重新挖掘了这种存在于所有台湾人心中的矛盾和痛苦。
“肯特·琼斯（Kent Jones）在他对侯孝贤作品《南国再见，南国》的影评中写道：‘打从安迪·沃霍尔之后，还有哪个电影人更加懂得‘过日子’的感受？那是关于时间流逝时的感觉、关于对仅仅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感受，像大部分人那样过活，没有大事发生，生活平淡得让人发痒，外界的压力却让人如同活在枪口下，我们被迫去表演人生，去为了生存而奋斗。’当侯孝贤影片中的人物在合租的公寓内一会儿走来走去一会儿紧张不安 ，这就可以体现出琼斯对此片的评论，即使扔个球或者可乐瓶也能暗示人物之间的关系和态度。他认为，侯孝贤的电影成功表达出这种感觉，同时又避免了美国独立电影的通病 ——‘装腔作势、不知所云’。侯孝贤电影的效果是通过特定的电影艺术选择来达成的，琼斯评论道：‘每个空间都自成一格，人物与周遭一切的关系若即若离，处于一旁观看与参与其中、敬而远之与兴致勃勃的边界。’（《学者与影评人：针尖对麦芒？》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
有人说侯孝贤等人的做法其实是在观念和镜头语言上把台湾电影做死了。我们需要正视的是，商业的成功与否有着很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因为无论怎样台湾电影都要面对好莱坞畅通无阻地入侵和本土文化特殊、市场狭小的问题，你不能要求台湾电影去一味地迎合他人的口味，因为这样会冒着台湾电影变得没有台湾味道的风险。电影是一个工业产品，但电影本身也有它的价值，而且特别对于台湾来说，在这样一个走过多少年风雨沧桑并且正在经历新一轮的风云变幻的岛屿地区，电影人有责任去深切地关注他们的同胞，他们自身的生存状况，必须对自己脚下的土地充满着饱满的热情。用他们的手段去反映去书写新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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