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哲学史人物研究的“四位一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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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那么，研究者恰好在阅读被研究者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被研究者自身的论述和同时代其他学者的言论而编写被研究者的《年谱》。编纂《年谱》便是对被研究者思想演进历程的厘清。当吾人研究古人时，古人实际上已经成为古人研究的对象，参考研究古人的古人的研究成果，实现吾人对古人的进一步诠释，以全新面貌、不同论域将古人展现于现代人面前。
其二，哲学家前后期资料的分类与整理。之所以要如此作为，根本上是要将哲学家的思想看做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结果。哲学家思想前后有变化，前后的著述论说并不见得相同，前后期思想的主旨亦会有较多差别。在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家后期思想都存在着对前期思想的自我修正现象、甚至是后期思想批判前期思想，实现思想自我演变进程中的“自我批判”。当吾人按照时间线索将被研究的哲学家文献划分为前后期资料，或思想萌芽期、成熟期、定型期等不同时期资料时，当吾人对哲学家所探讨的某一问题展开论述时，自然能够梳理清楚这一思想的演变历程，以此彰显哲学家的生命精神。
其三，明晰诠释话语权的方向。当研究者发挥了主动创造性，厘清了被研究哲学家思想演变的逻辑历程，那么，吾人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或者说，吾人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吾人“预设”的。还是古人“自己”的?这就涉及到诠释“话语权”问题。吾人须明白，吾人研究哲学史，研究哲学家，是要“客观地逻辑地还原”历史，而不是“臆造”历史。故而，在哲学史人物研究过程中，吾人研究古人，吾人的作用是通过搜集资料、整理资料而推理合理结论，而不是预设某种理论、结论，将古人的资料拿来填我们所设计好的“图”。不可否认，研究者发挥主动创造性，必然有一定的“当代”意识、“先入未见”，只是，吾人应该将这样的“先入未见”置之于古人资料之“下”，而不是之“上”。就后者言，研究者的“先人未见”是推理的“前提”，古人的资料是“说明工具”；就前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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