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2

　正是这一现实的背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扮演了启蒙救亡、改造思想和变革社会的角色，它承继了中国古典“经世致用”的传统，身体力行，以行为先，注重效验，极大地发挥了动员民众、改造社会的政
论文联盟wWw.LWlm.com治功用。和近代西方哲学的学院化气质相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凸显实践性品格，具有某种反纯理化（反对“本本主义”）的特征，因而其理论体系长久地处在应用型的适宜和调整之中，显得多变而散乱，或者失之于律条化和绝对化，既缺乏思辨的深度，也少有内在的自主性。但这一非学术化的倾向，不仅没有影响到它在中国的扎根，反而使之在社会现实的急速改变之中能够灵活的应对，不断地结出丰硕的果实来。它的精髓就在于更注重如何把哲学的一般原理和社会运动及其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把哲学话语转化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使大众化的普及效果和群众性的动员能量都发挥到了一种学说的极致，这又是纯学院化的哲学形态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被动挨打所积蕴的屈辱感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得社会普遍心理亟待思变，渴望富强、走向现代化，通过苏联的接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背景之下找到了巨大的现实力量，和全球性的思想潮流接上了茬，实现了传统向现代性的跨越。
　　建国以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底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凭借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一统天下，建立了以教科书体系为标志的统一的哲学话语[注：这一话语体系的定型以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61年）为标志，它是在充分吸收苏联教科书的体系和内容，集成了30年代以来李达和艾思奇等人的系统，到毛泽东的“两论”，再到50年代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实践及其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加以糅合而最终形成的定本形式。依照这个系统，西方哲学的话语表达以洪谦等人编著的《哲学史简编》（1957年）为代表，中国哲学的话语表达以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963年）为代表，这些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当代中国哲学的话语体系，而这种大一统威权的影响甚至辐射到了60年代统编的其他文科教材当中。]。民国时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行的学院派西方哲学传播和研究，以及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叙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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