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哲学1 |
|
|
|
吴藻溪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16页）中江兆民的这一观点，在日本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他把本土思想和外来的西方哲学作了严格的区分，充分意识到了哲学的独特身份，并加以清晰的厘定。受到日本近代化的影响，之后强调“哲学”为西方所独有的看法，在现代中国学者当中也是不乏其人[注：如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1923年）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只有渐渐输入的欧洲的哲学，而没有独创的哲学。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只不过是“西洋哲学的介绍”而已（见《蔡元培哲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有关这一流行观点，可参见贺麟的《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一文（载《中国哲学》第二辑，三联书店1980年版）。]。
这样一种“哲学属于西方”的观点，无论是作为客观事实的陈述，还是逻辑内涵的具体推论，都是一桩可以接受的事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哲学在东传的过程之中，不断地被附加着理解和解释的成分，对哲学的认知是在一系列复杂的本土意识的映衬之下才得以完成的。普遍存在的比较心态和对比方式，不断地重塑着哲学的身份性、考量着哲学的意味，使得整个的移植过程充满了解构与重构的拉锯战，最终消减掉的是学术纯化的可能性。在现代东方，哲学的身份性建构，呈现了特有的欧洲形态的传播和扩张，同时也发生着裂解与销蚀；更为重要的是，它容纳了非西方传统所期盼的现代性转换的欲望和要求，将哲学打造成了改变世界的利器。所以，中国有没有欧洲形态的哲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接受和消化的过程当中怎样塑造了“哲学”，以及在建构的程序上所附载的厚重的历史诉求和文化密码。
从早期中国接受“哲学”的历程来看，至少表现出了以下的特点：一是间接的输入。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1905年）一文中早就指出：“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注：《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明治维新后，日本或委派留学生赴德，或聘请西方哲学家来日，其与“哲学”的接触是直接的。而中国则基本上是从日本转手，既无往学，也无来教，只能间接地从日本人那里了解和接受西方的哲学。二是启蒙思想的长久影响。以进化论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 |
|
上一个论文： 当代中国哲学2
下一个论文： 浅谈哥白尼与牛顿的哲学观 |
|
用户登录 
新用户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