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赋权视角下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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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社会和市场对政府服务的需求达到一致。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通过加强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建设限制和约束政府权力应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发挥社会力量对权力的监督作用。任何社会除了有政治体系与司法体系这些以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手段之外，还应该充分利用舆论、媒体、非政府组织、宗教文化等社会力量来监督权力，约束政府，进而遏制权力腐败。市场经济是一个建立在利益多元化基础上的多元社会体系，而多元组织的存在，有利于解决多数人与少数人在偏好不同时发生的利益冲突，也可以防止少数统治者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因为不同的竞争性利益的存在，是民主的均衡和公共政策顺利发展的基础。二是用法治约束权力。在约束政府的制度安排上，法治通常被认为是最好的制度安排。“法治”不等同于“法制”。法治是经济人和政府都置于法律的框架下，都受到法律的约束。“法治”下的政府是有限的政府。“法制”则是政府以法律为工具来管制经济人，政府自己则在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约束。“法制”下的政府本质上是无限政府。因此，法治是建设好的政府，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保障（钱颖一，2005）。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以法治约束政府应是最为重要的任务。这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关。中国的历史是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从现状上看，政府职能行使习惯的是无所不包，也没有政府行为要受到约束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也很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但在很大程度上，颁布的法律法规大多成为政府行政管理的手段，甚至成为政府部门权力扩张的工具，而限制政府任意权力的法律远远不够，法律维护公民权利的作用相当弱化。应当看到，法治建设不仅仅是立法和现有法律的修改，法治的本质是政府和个人、企业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如果法律都是约束他人的，政府可以不受法律约束，这样的法律越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越困难，法律就会成为约束、窒息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这是中国法制建设中应当警惕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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