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的范围

　中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国法制史学科形成于20世纪初期。1902年，清政府公布的《大学堂章程》把《中国古今刑律考》和《中国历代法制考》列入法科学生的必修课。同年，梁启超在《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一文首次运用了“中国法制史”这一学科概念。1906年，《京师法政学堂章程》在法律门教学科目中正式确立了《中国法制史》课程，从此，“法制史”的概念开始流行。伴随着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创立得以展开并逐步完成，成为一门具有独立学术品格的法学基础学科。经过几代法律史学者的努力，中国法制史学科蓬勃发展，在法制通史、断代法制史、部门法制史和专题法制史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我国的法制史研究还没有完全解决法制史的研究对象的范围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是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前提性问题。正如张晋藩先生所指出的：“一门科学的对象，是以它所研究的现象所具有的矛盾特殊性为根据的。只有如此，才能表现出一门科学的价值以及与其相关科学的区别和联系。”而对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对象范围的理解，在我国理论界一直存在很大的分歧。早在民国时期，丘汉平先生就论述过法制史的研究对象，他说：“法律的史有三种：法律史(或名法制史)、法学史与法律思想史。第一种史所研究的对象是叙述每个时代的法律制度典章的兴废，与法律的进化。”而且法制史在当时就有狭义和广义之说，“采狭义之说者，认为法制即刑罚，法制史即法律史，所涉范围，只以法律上制度为限，凡与讼狱律例无关之制度，皆在排除之列”。“旧称法制以律与刑为主，刑事制度随而见之。程树德、董康、徐道邻、朱方诸先生著中国法制史，采此例焉。”广义的“法制史”的提出则是建立在现代法理观念的基础上，研究的范围也逐步扩大到组织、人事、监察乃至民事、经济、社会等方面。康宝忠、丁元普、陈顾远及其后的大多数学者著中国法制史，属于这种所谓的广义的说法。1934年陈顾远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法制史》一书中认为：“中国法制史之范围，不仅限于法律一端，举凡典章文物刑政教化，莫不为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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