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学术: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之路

《今传媒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创办之初,已有较多的省级新闻传播学的期刊,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现在能够跻身于我国新闻传播期刊之林,且地位比较稳固,颇为不易。借这次调整栏目之际,我谈谈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建设问题。
　　国人知晓有新闻纸,可以上溯到1833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文期刊《杂文篇》第2期发表的101字小文章《外国书论》和1834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第3期上发表的332字的小文章《新闻纸略论》。
　　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知道了新闻纸,为了向光绪皇帝游说新政,写了不少文章,其中著名的是梁启超于1896年发表在上海《时务报》创刊号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章伊始是这样一段话:“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同则陋,……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那时西方主要国家的大众传媒,已经从党报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报纸根本没有梁氏所说的“通上下”的作用,它的主要职能是满足公众对新闻的需求。各国政府均有有效的信息传达和反馈渠道,从未听说过他们了解民情主要依赖报纸。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传媒到了中国,一开始就被一帮中国的知识分子将其功能中国化了,要求报纸成为政治改革的工具。光绪皇帝也正是在这种对报纸的认识基础上,力挺新式报章。
　　1899年,通过翻译出版日本人松本君平的书《新闻学》,国人知晓有这么一个“学”。然而,此前梁启超关于报纸功能的认识,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不同党派的中国人,形成了中国政治新闻学的传统。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1918年徐宝璜将在美国学听课学来的新闻学,用中国的语言和实例讲述,在《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加以介绍,国人才比较清楚地知道了学术新闻学的模样。随后,多位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的学术新闻学的建设既定了基础,其代表人物首推戈公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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