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中国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和谐统一 |
|
|
|
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的刻画，无疑是他们的作品成功的关键因素。
可见，这些作品取胜的法宝之一便是对他们熟悉并深爱着的民族文化风俗的写作。它们是文学创作中丰富的民族性的客观资源。
2、主观的民族审美观的独特抒写
这主要表现在作家们对自己熟悉地方的热爱，对异地和城市文化的厌恶、排斥等主观感情。如沈从文笔下神秘美妙的湘西风光，老舍对满族的文化批判，回族身份的霍达和张承志笔下的坚韧勇敢的穆斯林文化赞歌等，都渗透了作家对自己民族的丰富感情。许多少数民族作家都是割舍不掉他们的民族身份的，于是在作品中便自觉地表露出他们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和审美情感。
例如，沈从文作品中时刻流露着对苗族人民的歌颂和向往，同时也写出了对于当代社会中所谓文明的不满以及抨击。这种“和城市文明完全不同样式的湘西社会经验注定了沈从文把目光倾注在童年记忆中民风淳朴、世外桃源式的湘西，希望用这优美的人性、带有原始意味的生命强力为被封建礼教和所谓的现代‘文明’所束缚、异化、戕害而形成的怯懦、虚伪、萎缩性人格和残缺人性重新注入生命的活力……”［4］
因此，主观的民族审美观的独特抒写，是文学创作中丰富的民族性的感情来源。
3、 作品中语言运用的个性化
可以表现在作家运用自己熟悉的地域化语言写作或是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个性化语言。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中对各种地方习俗的描写，用的是词典式的方言抒写；阿城的长篇地理文化散文《大地的阶梯》便是“对川西北嘉绒藏区本土文化的‘人类学笔记’或‘笔记式的田野报告’”。［5］美国的马克吐温，除了其幽默的文学特色外，最重要的便是对当地方言土语的生动运用。有学者指出，《山乡巨变》 在当代文学史上频频引人注目的是文本语言上大量方言土语的采撷与运用。主要表现在一些特色方言词汇和益阳山乡农民的俗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语大量进入文本。《山乡巨变》中大量益阳方言口语“民间话语”的存在，可以看做是一种民间生活图景的文本再现。［6］
还有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各具特色的语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
上一个论文： 给中国文学疗伤
下一个论文： 浅论中国文学中的赤壁诗词 |
|
用户登录 
新用户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