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医学的早期现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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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早期传教士在应用现代医术时，往往会引起当时中国民众的误解。例如有些民众认为教士借施医残害怀孕妇女来炼丹，挖小孩子的心眼以制药。［5］(p190)但众多治愈病人的案例说服了一些民众，他们开始相信西医，也不再把传教士当成洪水猛兽。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在广州开设医局，由于医术精湛，博得了当地百姓的信任。当他为一名65岁的老妇做白内障手术时，她居然答道：“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它们双双取出，再装进去。”［3］(p270)伯驾还运用西方刚发明的麻醉法为病人做肿瘤摘除术，当他为一名叫杨施的女孩摘除了下巴和喉部的一个大肿瘤后，杨施的祖父写了一封感谢信：秋菊初绽馥郁，谨以数语感念先生之大德与高技，令鄙孙子女得以康复，愿先生之名留传千年子孙，愿先生之功德万年遗福。［6］据统计，接受伯驾西医治疗的民众达53000多人次。以致当伯驾再次来广州施医，曾经租房给他的业主何华都不愿意收他的租金，好让自己也觉得在参与慈善事业。［6］(p92,93)接替伯驾工作的另一名传教士医生嘉约翰。作为广州博济医院的创始人之一，经他之手接受治疗的病人有75万人次，住院病人4万人次，为4万多人动过手术。来源：Www.Ybask.Com 。
［3］(p282)到20世纪初，第年至少有二百万病人接受教会医院和诊疗所的治疗。［1］ (p634)此外，还有像英国传教医生洛克哈特、德贞等都医治了很多的病人，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
在政府层面，清政府和官员对西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抗拒——接受”的过程。1850年福州官方要求居民“不准赴神光寺听经就医”。但1860年后，传教士与官方关系开始密切。闽督部院曾捐助五百元给在福州设医院的传教士。［7］1880年伦敦会的马根济在天津建了一家大医院，李鸿章的夫人给这家医院捐了款，因为马根济救过她的命。光绪30年，清政府还赏给英国传教士医生科龄所建的医学堂一万两。以奖励其贡献。［8］
西医为中国民众渐渐接受，人们对西医的观念和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跟着传教医生学习西医抑或出国学习西医的留学生也多了起来。这在下文还有具体论述。这些改变，与医学传教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传教士注重对中国第一批现代医生的培养，为中国医学的现代化做了很好的人才准备。早在1836年伯驾在广州行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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