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医学的早期现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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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时，就招收了关韬等3名中国学生做助手。伯驾回国后，医局便由关韬主持。他后来去军中服务，关韬也就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军医。伯驾回国期间，也在美国呼吁让中国学生来留学学医，并募集相关基金。
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医学人才培养主要是通过教会医院和设立医科学校进行的。在华主要教会大学都先后设置了医学院，多数教会医院还设置了护士学校，培训专门护理人员。1839年，马礼逊学校在澳门开学，容闳、黄宽均是该校的学生。黄宽后来还去了西方留学，学成后回国行医。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有更多的青年在附属教会的医院或医科学校得到培训和学习的机会。到1897年止的数据显示,有“约三百人从这样的一些学校毕业”。［1］(p635)由这些学校培养的部分著名中国西医师有：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颜福庆，是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校的林巧稚，是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此外还有黄家驷、吴绍青、马文昭等人，都是在教会办的医学院学习，并在自己的医疗岗位取得很大成就的代表。还有更多在教会医院作助手的中国的医务人员，也在为中国医学的现代化贡献着自己的热情。编辑：www.ybask.Com 。
（三）传教士在中国建立大批医院和诊疗所，并把西方的医院制度移植进中国，为中国医学的现代化打下了“物质”基础。广州的博济医院、惠爱医局，上海的仁济医院、同仁医院，南京的鼓楼医院等，都是开办较为成功的教会医院。从1840年至1900年，传教士在中国共建立医院或诊疗所达122所。［3］(284-290)虽然其中很多医院和诊疗所因为战乱或者传教士本人的关系，时开时闭，且流动性大，但在为民众治病、传播西医知识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传教士也把西方的现代医院制度移植进中国。西方现代医院以“托管”的理念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9］(p415)这是中国传统医疗制度所没有的。在中国，把病人托给陌生人加以照顾是不可想象的。［10］新型医患关系的建立，对病人的人道关怀精神，这些对传统医院制度来说都是一种革新。医学传教士开设医院，设立病床，收治传染病人和精神病人，很好的把西方现代医院制度移植到中国，为中国传统医院制度变革奠定了基础。
（四）传教士在提升中国人现代医学知识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努力，为中国医学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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