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曹文轩现象”看新时期文学经典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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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为代表的悲剧精神”，他的创作也因此被视为当代文学“古典美”的典范。然而，他对于当代文学的一些偏激看法也屡屡遭到非议。例如，他反复强调并怒斥当下中国文坛的“粗鄙化”倾向，认为“文学不能转向审丑”，“文学不能缺少美的特质”，并且将新时期文学总结为“粮食”与“房子”两大主题，追问作家们“我们可曾想过，这粮食问题与房子问题总有一天是要被解决掉的吗？如觉得文学确实不能这样太形而下，便应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力图寻找到形而上一些的东西（如人性等）”。这样的文学观无疑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经典观，进而影响了他对于文学经典的认定与选择。
在其颇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中，曹文轩列举并分析了80年代的诸多文学现象后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中国，渴望着‘纪念碑’式的伟大作品。”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里的所谓“‘纪念碑’式的伟大作品”，其实就是“经典”的另一种说法。因此在布鲁姆的《西方正典》被译介到国内以后，曹文轩似乎马上找到了文学观和经典观上的知音；而他用带有鲜明个人风格的诗意语言倾诉“遭遇”布鲁姆时的欣喜，甚至可以被我们理解为在理论资源枯竭之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对所谓“憎恨学派”将审美“意识形态化”的批判，是布鲁姆写作《西方正典》的出发点。在他看来，文学的审美价值无疑是最基本的文学立场和首要的文学观念。他强调“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以及“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其实早在读到《西方正典》前，曹文轩便已经大致形成了与布鲁姆相同的经典观，在随笔集《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中收录的十七篇对经典作家的解读中，我们看到，那些或是竭力追求形式美或是力图探讨形而上问题的20世纪西方作家的名字占了多数（川端康成、普鲁斯特、卡夫卡、奥尼尔、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纳博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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