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梭法律思想中的共和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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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社会的人格即国家，它像自然的人格一样有意志；它意欲看起来为那个人格所必须或值得自己向往的一切东西，而为全体人所意欲的东西便是法律。此即：“社会公约赋予政治体以生命，立法赋予政治体以行动和意志。”在这个通过契约建立的人民主权国家里，个人必须服从国家，服从公意（General will）。
然而，“国家的生存绝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立法权”。政治生命的原则在于主权者的权威，既然人民的普遍意志是主权者，那么它必须通过昭示主权权威的立法权来直接行使其主权。“而法律又只不过是公意的正式表示，所以唯有当人民集合起来的时候，主权者才能行动。”在此，卢梭剔除了任何“个人主权”的可能，卢梭公正法律的实质在于意志和对象的普遍性，就前者来说，法律必须是公意的体现，任何个别人的意志都不可成为法律；而就后者而言，指法律只考虑臣民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由此，公民只有直接参与人民大会进行公意的宣示时才构成主权者，任何提议一旦通过普遍讨论和表决后上升为法律，就意味着每一个公民必须服从它，哪怕该公民并不是多数的一员而是反对这一提议的少数派。因为立法提议本身并不考虑人民对此提议赞成与否，而在于是否符合公意，因为“每个人在投票时都说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于是从票数的计算里就可以得出公意的宣告”。公意的内在蕴涵要求公民通过普遍、经常、定期、直接的民主集会融入共同体，通过多数审议立法的方式达成公意，通过积极的公共政治生活重铸自由与平等，实现整体的幸福。
卢梭的政治建构是一种共和的复归，但在卢梭的时代，却正是共和理想遭受重创的时代，因此，卢梭的共和主义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颇有后来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的意味。
二 继承与超越：复归的共和
自17世纪以来，古典共和主义步入衰微，最明显地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它无法对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订立后兴起的民族国家、主权观念和“国家——社会”等境况进行说明；其二，它在经历了从“共同体人”（Member）到“个体人”（Individual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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