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驯化民族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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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下展开的，上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和冲突问题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上表现得尤为激烈和富有戏剧性。回望百年中国历史，在备受列强欺凌的屈辱之下，中国的情况如同伯林所谓的“压弯的树枝”，民族主义以激进主义的表现形态一路畅行。晚近3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演进，革命党的色彩日趋淡化，民族国家的构造意识日益凸显，但与之相关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同步解决。
首先从内部方面来看，当今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港台以及新疆、西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们未能及时建构一个具有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对外层面上，困境也同样是严峻而明显的。今年8、9月间由钓鱼岛争端所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其民族主义的狂热，是耶非耶，值得深思。在 “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在处理类似钓鱼岛或南海问题时，什么是我们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这需要审慎的考虑和衡量。
民族主义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它与民粹主义的勾连。自近代以来，经过不断的政治动员，“人民”走上了神坛，变成了图腾，并最终演化为“文革”的癫狂。时至今日，“人民”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对“人民”的“质疑”本身都是可疑的。在此次“反日”游行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民粹主义的幽灵依然纠缠着现代中国，在其背后，其实隐藏的是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种种敌对情绪和仇视心态，令人触目惊心。“中华民族”尚未成型，而“人民”却已真真切切地分裂了。只有在完成了政治合法性的制度构建之后，基于一种类似于“宪法爱国主义”的政治认同，“我们人民”才能团结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熔炉之中，锻造出“中华民族”来；只有借助于宪政主义和法治主义，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才能通过法律途径得以解决；此时亟须为狂热、极端的民族主义解毒，以免重蹈德日俄早期现代国家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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