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人驻本辖区，相互之间进行的日益激烈的竞争有时产生了很多问题。……积极的税收竞争通常削弱了州和地方的税收努力，也使得州和地方税收结构带有强烈的累退因素。卡姆伯兰德把地方政府间的这种现象称为“破坏性地方竞争”。在转型经济中，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也呈现明显的破坏性和无序状态，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和政绩显示的偏好，追求经济增长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行为的基本目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可能导致本来应由市场机制引导的资源被变异配置，使得参与竞争的地方政府都陷入了一种“囚徒困境”。在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和外部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正走向非理性。影响
一、地方政府非理性竞争行为的表现和
地方政府的“非理性竞争”行为有三层意义，一层是特指在地方官员主导的地方政府行为的不公正、不合理，包括违背法律、违背经济规律、违背行政伦理，导致社会福利损失的行为；另一层是由于目标函数不同，地方政府间存在行为上的博弈，但这种博弈关系更像经济人那样基于经济利益从事经济和经营活动，从而更容易造成“公用地的灾难”与“囚徒困境”；最后一层则是地方政府的逐利性导致地方经济的短期、不连贯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的逐利行为的有限理性构成对整体经济发展的非理性行为。当前，地方政府非理性行为主要表现为：
第一，分散决策下的产业结构趋同。地区间经济矛盾的序曲是重复建设，重复建设的表现在于各城市之间生产布局重复，产业结构同化、特点同化、职能同化现象较为突出。这使得城市的产业相似系数越来越高，严重抑制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LoCalHost并且地区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低下，丧失了地区分工利益，造成全社会整体经济效益下降；造成地区之间资源分配的冲突矛盾，一方面各地区围绕争夺资源与市场的矛盾与冲突日益激化；另一方面造成资源和生产能力的浪费闲置。
第二，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管理者”，为保护自身利益通常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保护本地市场，使本地利益最大化。有些地方政府对市场横加干预，实行地区封锁和经济割据，使得行政壁垒林立，或采用不正当手段对外倾销，甚至保护、纵容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销售。其危害在于加强了地方政府间相互分离的趋势；片面追求地方利益，影响了市场在全国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严重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阻碍了地方产业结构转换，降低了当地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竞争力，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竞争；导致经济运行机制扭曲，市场信号失真，干扰宏观经济平衡，社会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
第三，地方政府间引资的“囚徒困境”。源于利益的需要，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遵循着“积极行动”的策略原则。所谓地方政府利用外资博弈，是指一个地方政府对其他地方政府引资行为和引资政策所作出的合乎逻辑的预测和反应。这种引资博弈主要表现为各个地方政府为降低外商企业的商务成本，竞相采取各种优惠策略，对引进国外或境外资金展开激烈的竞争，如减免税收、优惠贷款、地价和服务等。以税收返还主要方式而言，即先行对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再以财政奖励或补贴的名义返还给企业。有的甚至通过低估、少估土地使用价格办法，向外商让利。优惠策略是一种囚徒困境博弈，将导致一个地区的社会福利的下降，各级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的积极行动策略及其相互影响的结果是我国gdp高增长背后的高投资和高投资背后的低效益事实，从而使我国整体利益受损。
第四，地区间公共物品的“公用地的灾难”与公共事物的治理失灵。地方政府是作为地方的经济发展的管理者和引导者，在市场中忙于担当“准市场主体”的角色，过多地参与和干预了“私人物品”的生产与交换，从而造成管理职能的越位与错位，使得一些跨地区的公共资源面临“共用地的灾难”。有的观点认为政府行为企业化，过多地介人经济建设领域，妨碍了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在治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企业负外部性行为方面演绎着“囚徒困境”；对于具有正外部性的问题，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则是能放手则放手，甚至把一些公共服务交给了市场，造成公共事物的治理失灵。并且对微观市场的过度干预反而为“寻租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
二、地方政府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成因
第一，制度变迁带来的负外部效应：新的制度产生将会带来怎样的政策产品与政策行为，不是这项制度本身所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制度执行者的理解与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安排与产生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由于制度供给的垄断性、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偏好以及监督机制的缺陷等客观因素的存在，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往往会对新制度规则作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理解，从而在制度实施过程中产生逐利冲动，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实施新规则。我国行政分权制的实行，也就是财政权的下放与分税制的实行，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获得了发展区域经济、谋取地区经济利益的权力和能力。在这样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使得地方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有了实现的制度环境和保证，从而更加强了它们的逐利动机，做出辖区利益最优而不是社会总福利最优的行为选择。因此，许多获得决策权的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往往有极力寻找利益独立化和最大化的冲动，一些地区利益最大化但非理性化的发展目标得以空前扩张，对地方政府的非理性竞争行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寻求能加快地方经济增长、促进本地区经济规模总量扩张的有效方式，通过致力于采用“零和博弈”的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和盲目引资等短期行为来实现利益扩张，从而导致了整体利益的损失。

第二，行政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官员激励扭曲：根据赫兹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我国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由基本激励和非基本激励两者构成。基本激励包括工薪、各种劳保和福利等，它与政府工作人员的行政级别成正相关；非基本激励则是在基本激励基础上的延伸，包括物质奖励、加薪、授予荣誉和职务升迁等。如果把这两类激励纳人双因素理论来讲，基本激励就是保健因素，而非基本激励则是激励因素。然而在这种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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